心灵鸡汤-试题的秘密

这场考试是要测出竞争者学问以外的东西。

这群年轻人都是经过了多次筛选的佼佼者。现在，他们正面临着最后的考验———场定时10分钟的考试。谁通过了，便可进入这家著名的大公司工作。

试卷共30道题，面宽而量广，这完全出乎大家意料。喻，这么多题，10分钟时间委实太急促了。许多人一拿到试卷便半秒也不肯耽搁慌忙抢做，全然不顾监考官“请大家先将试卷浏览一遍再答题”的忠告。

试卷在10分钟后悉数收齐。总经理亲自批阅，从中挑出6份试卷。这6份卷面有一共同特点，即1至28题全都未做，仅回答了最后两个问题，而其他试卷上的答题情况则好得多，做了前面不少题目，最多的做了12题。

公司录用的竟然是那6个仅答了最后两道题的年轻人——原

来秘密就藏在第28题中，它的内容是：前面各题均无须回答，只要求做好最后两题。yulujidi.com

该公司原本就未打算再考察大家肚里的墨水——能在多次遴选中胜出，学问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呢?总经理亲自策划这场别具匠心的考试，是要测试出竞争者们学问以外的东西啊。沉着、冷静、机智、灵活，这些现代化人才必须具备的特质，一个一流大公司又怎会忽视呢?(刘磊)422-

清风吹过土窑课堂

当身后传来孩子们放学回家的歌声时，我的泪，滴落在脚下这片生长贫穷的土地上。

去佳县的崔家畔小学采访，是一个细雨霏霏的下午。虽是初冬11月，陕北却已有几分寒冷。在黄泥小道上走过九曲十八弯，山崖下一扇破旧木门打开了，门缝里侧身迎出位女人，她一脸腼腆，连声说道：“辛苦了，辛苦了。”

她叫马爱琴，是佳县佳芦镇崔家畔小学教龄最长的老师，也是这所小学的校长。有趣的是身为校长，马爱琴不仅不是公办老师，甚至也不是民办老师。从最初每月8元工资，到16元、36元、50元，直至今天的月薪90元，十多个年头过去了，马爱琴一直都是位代课老师，区区90元钱的月薪也要到年底才能兑现。

提起教书生涯，马老师的眼睛潮湿了，她用一双粗糙的手擦拭着眼泪，声音硬咽着讲述了她36年的辛酸。7岁那年，马爱琴没了母亲。在姊妹中排行老七学习成绩却是第一的马爱琴后来考上了高中，为了能让她实现上大学的梦，两个姐姐自愿弃学回家务农。供养一个高中生对穷苦的人家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马爱琴不能堂而皇之地在学校上灶，姐姐能为她带的最好的饭食就是晒干的土豆丝。长期营养不良及过度用功，马爱琴患了胃病和高度近视。看病和配戴眼镜，对贫穷山乡的农家女而言无疑是天方夜谭。结果，马爱琴以25分之差的高考成绩，痛失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马爱琴落榜了，大学校园少了一位从贫困山区走出来的大学生；马爱琴落榜了，老区佳县最贫穷的小学却有了一位菩萨般的老师。

1986年马爱琴嫁给了崔家畔的文盲后生，她说：“我嫁给他是看上他家‘富有’。"那时她以为“富有"的婆家能满足她再深造的愿望。婚后，马爱琴发现没文化的丈夫是位通情达理的汉子，尽管他家的“富有”并没有让她实现梦想，她还是心甘情愿做了丈夫脱盲的家庭老师。做丈夫的还没来得及学会写自家的名字，新娘子就被乡亲们簇拥着来到了学校。当时的学校只有三孔破窑，窑壁墙皮剥落，窗户也是用碎石头临时垒砌的，情景颇为凄凉。

在三孔窑洞里，马老师和另外两位老师对全校六个年级的学生，进行着复式教学。每节课，给低年级的学生教完生字，然后，她再给高年级的学生讲解课文。

通常情况，最贫穷学校的学生学习成绩也难尽如人意，马爱琴并不气馁。第一次站在学生面前，她就在心里对自己说：“也许，我没有能力改变学校的状况，可我一定要让我教的班级，不再是全镇倒数第一。"马老师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她带的毕业班是以全镇第一的成绩被送进初中的，这对崔家畔小学来说，是史无前例的。

可是为了这一切，马老师失去了她惟一一次可以转为民办教师的机会。

那一阵子，正是毕业班学习最紧张的时候，马老师总觉得腹部疼痛，她以为是胃病又犯了，便没有在意。白天马老师忍痛给学生上了一天课，晚上改完当天的作业，还要给有问题的学生补课，若碰上阴天，怕天黑沟深，她一定要把学生送回家才放心。

日积月累的操劳，马老师终于支持不住了。站在课堂上马老师讲着讲着，剧烈的抽扯疼得她直吸冷气，她连忙用双手紧紧顶着腹部弯下腰。看见老师双颊苍白满面是汗，孩子们央求的目光好像在说：“老师，你别讲了。”马老师硬撑着站直身子，她不想因为自己耽误了孩子们的功课。然而，疼痛已折磨得她没有出声的力气，身子一歪，马老师软软地倒在了纸做的黑板旁。

马爱琴被他健壮的丈夫拉到了医院。经诊断，马老师患了阑尾炎，必须手术切除。岂料上帝却让躺在医院手术台上的马老师，与获得“省任用证"的考试失之交臂。没有"省任用证”,就没有资格参加晋升民办教师考试的权利。从此，转为公办教师的门也将永远不会为马老师开启。

能够成为公办教师，是贫困山区民办教师最璀璨的梦想；失去了梦想的马老师，神情落寞地躺在病床上。丈夫安慰她：“转不了民办，咱回家去。"一想到告别讲台，马老师的心便有种说不出滋味的痛楚，这样的痛楚，高考落榜时她曾经历过一次。她知道自己跟粉笔和教科书有着无法割舍的缘分，惦记着课堂和孩子们，出院的第二天她又回到了学校。

固守在没有讲台的窑洞教室，她一次又一次对新生们讲：“你们一定要好好上学，就是做农民也要做有文化的农民，再不要像你们的父母，走出村子连个男女厕所都找不上。”为了增强学生的形象记忆，她总是坚持带着孩子跑好远的山路，面临一洼水库，对这些从小只见过石缝滴水的学生讲关于“海水”和“浪花"之类的课文；在昏暗的灯晕里，她一次次总结出便于山地学生理解的教学方法……第二个孩子生下刚30天，马爱琴牵挂着学生，把儿子扔在炕上，径直踏上通往学校的土路。学生们看见她的身影，呼唤着“马老师回来了，马老师回来了”,纷纷向她跑来。马爱琴说：“那一刻，我真的体验到了尊严和幸福的含意。”

不同的人对尊严和幸福，有着不同的理解。每当马老师带着她的毕业班走进初中学校的考点，看见守候在门口匆匆塞给她一把瓜子、几颗糖，或是端来一杯热水、递上一块湿毛巾的往届生，她的眼睛里总会闪现出只有心地纯净的人才会有的纯净的光泽。她说：“那种被孩子们爱戴的感觉，真是太神圣了。”

有所得必有所失。十多年如一日的辛苦教学，马爱琴始终是村里穿得最俭朴的婆姨。因为，她没有时间喂猪，没有时间跟丈夫一起伺弄枣树。在山村，没有养殖业和种植业的家户，就没有家庭经济来源。丈夫常常看着自己槽里的瘦猪跟她开玩笑：“转不了民办，不如回家养猪。当老师担子重，挣不下钱，挣下了又拿不到手，白干。”

马老师笑着对我说：“我也不明白，我咋就这么爱教书，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转成民办老师，能永远站在讲台上，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老师们嫌学校条件差，离开崔家畔小学。”

村里的婆姨们推推操操着挤进门说：“马老师是好人，娃娃离不了她，我们最怕她不当老师。村里人商量了，公家要是不给代课老师发工资，我们就凑钱给马老师。”

一位叫崔亚梅的年轻教师说：“我知道，马老师为什么丢不下学校，为的就是乡亲们的这份信任和尊重。”马老师眼含泪花点头默认了。

马老师带着参观六间教室时，我看见每一孔窑洞的后墙都有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其中一孔明显地坍塌过。课桌是破旧的木板钉制的，做黑板的墙壁也多有剥落。同样残破的讲桌是用报纸糊过的，有一张上面还依稀可见“谢谢”两字。

马老师说：“我发现讲桌被孩子们用报纸糊好了，我心里很温暖。下课后，我在桌上写了两上字以表示我的谢意，从此孩子们再换新报纸时，有意留下这两个字，而我看见这两个字，心里就会涌出只有做老师才会有的自豪。”

参观了崔家畔小学的窑洞教室，也认识了马老师的五位同事。她们中跟马老师一样，脸止刻满岁月纹路的是32岁的李彩萍老师。另外四位全是年轻人。山野的风还没来得及在她们稚嫩的脸庞留下印痕，她们的脸上、眼中，有着跟城里许多年轻人一样的梦想。

六位女教师，年龄不同，阅历迥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六个人都是高考落榜生，都是代课老师。四位年轻老师中，23岁的常秋番已是村里的新媳妇，崔亚梅和崔鲜花刚刚20岁，崔巧安才19岁。看着她们我的心里很矛盾，一方面，跟马老师一样，我怕穷困的学校留不住她们；另一方面，我又为她们不平，为什么一定要留在这连电视、广播、报纸都没有的地方，她们还那么年轻。“为什么不复习一年再考?”我问她们。

“补习对我们农家女来说是不现实的，家里电灯都用不起，哪里有钱让我们补习?”崔亚梅老师低着头说。"想不想到大城市闯一闯?”我问。崔鲜花羞怯地看了同伴一眼说："家里人不放心，怕遇上坏人。”马老师因手术去过一次榆林城(地区行署所在地),其他五位除了十多里以外的佳县县城，再没去过更远的地方，几元钱的车费对她们来说的确很昂贵。崔亚梅说：“凭我们这点知识，就是有钱能出去，到了城里我们又能干什么?与其在城里端盘子、当保姆，还不如在这儿当老师，教孩子。”

“当老师快乐吗?”我问。崔鲜花和崔巧安笑着点头。“她们都是好老师，崔巧安带的班级全镇统考第二。”马老师指着崔亚梅说，“亚梅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她是学文的，喜欢读书，读的书多，想得多痛苦就多，得几年磨的。”

其实，痛苦是磨不去的。我问她们有没有恋爱，她们不约而同地回答：“不想谈。”在山村，同龄人有的已做了母亲，她们拒绝恋爱的惟一理由，就是不想太快陷入农村妇女生生都无法摆脱的旧轨道。她们甘愿守在哪怕发不出工资的学校，把知识的火把传递给年幼的学生；甘愿每天晚上就着一盏昏暗的灯，一遍遍阅读早已翻破的书，书是她们的高中课本，里面的字句记载着她们的梦，尽管已是无缘再圆的梦。

我理解她们在痛苦中挣扎的心。为了打破那一刻的沉寂，拉着她们冰冷的手我问："为什么不多穿一点?”“听说有记者采访，我们都穿上了自己最好的‘出台’服装。”马老师一句话逗乐了大家。崔亚梅说她的夹克是借小姨的，崔巧安和崔鲜花穿着单薄的春装，冷却鲜艳；常秋番最幸运，平绒质地的新娘装正好派上用场。马老师的蓝色西装显得寒酸一些，可她却自豪地说：“这是五年前新做的，花了90元钱呢。”她珍爱地抚着衣襟，指了指刚进来的丈夫问我：“你看我是不是比他阔?”我被她问得心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夜幕降临，我要走了，马老师和她的同事们硬塞给我一包酒枣，惟恐我不收，她们再三说：“是自己家的，没花钱。”

再回首，马老师的笑脸在傍晚显得越发沧桑，而崔亚梅的眼睛却在暮色里明亮着，远远地，她对我喊：“老师，我会写信给你的。”

当身后传来孩子们放学回家的歌声时，我的泪，滴落在脚下这片生长贫穷的土地上。仰望苍天，我祈祷：但愿马老师们的梦想能变为现实，但愿崔亚梅们不再有马老师们的苦恼，这毕竟是一片需要知识滋润的燥土啊。

(孙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