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权——“记住你是个人”和“记住你是个神或者神的代表”】

【论王权——“记住你是个人”和“记住你是个神或者神的代表”】

所欲者甚少而所畏者甚多，这种心理是一种痛苦而可怜的心理，然而为帝王者其情形多是如此。他们因为尊贵至极，所以没有什么可希冀的，这就使得他们的精神萎靡不振；同时他们又有许多关于危难暗祸的想象，这又使他们的心智不宁了。这也就是造成《圣经》中所谓“君心难测”的那种情形的原因之一。因为畏忌多端而没有一宗主要的欲望可以指挥并约束其余的欲望，这种心理会使得任何人的心都是难以测度的。因此，有许多君王常为自己造欲望，并专心于细事。这些细事有时是建造一座建筑，有时是建立一个教宗，有时是擢升一人，有时是要专精一艺或一技，如尼罗之于琴，道密先之于射，可谟达斯之于剑，卡刺卡拉之于御，以及类似者皆是也。这对于那些不知道下列的原理的人好像是不可思议的，这原理就是人的心理乐于在小事上得益，而不乐于在大事上滞留。我们也常见那些在早年曾为幸运的胜利者的帝王，因为他们不能永远进取，而在幸运中不得不受限制的缘故，在晚年变得迷信而且寡欢，例如亚历山大大帝，代奥克里贤，还有我们都记得的查理第五。因为那一向惯于进取的人，在后来碰了钉子的时候，不免要自轻自贱、非复故我的。

现在且说王权的真气质，那是很不容易保持的，因为真的气质和失调的气质二者都是由矛盾冲突之物所造成的。然而掺合相反的事物为一事，交换相反的事物又为一事。阿波郎尼亚斯答外斯帕显的话是满含最好的教训的。外斯帕显问他：“招致尼罗的颠覆者是什么？”他答道：“尼罗善于调弦弄琴，可是在政治上，他把轴栓有时拧得太紧，有时放得太松了。”无疑地，忽然大施威迫，忽然过度松弛，这种不平衡、不合时的政策之变换，再没有比它更能破坏威权的了。

近代的讲人君之事者，其智多在巧避与转移临近的危难，而不在坚固合理的，使人君超然危难之上的常轨，这是真的。但是这种办法简直是与幸运之神争短长了。人们也应当小心，不可忽视或容忍变乱的资料渐积，因为没有人能防止那星星之火，也没有人能够看出这火星子将从何方前来。

人君事业中的艰难是多而且大的，然而其最大的艰难却常是在他们自己心里的。因为（如泰西塔斯所说）做帝王的人而有矛盾的欲望乃是常事：“君王们的欲望多是强烈而又自相矛盾的。”权势的弱点就是想要达到某种目的却不肯忍受那必需的手段。为帝王者必须应付其邻国、后妃、子女、高级僧侣或教士、贵族、第二流的贵族或绅士、商人、平民、兵士。因为从所有的这些方面都可以兴起危难，假如他不小心谨慎的话。

先说他们的邻国。关于这点除了一条永远可靠的定理外，别无普遍的定理可说，因为形势是十分易于变化的。那一条永远可靠的定理就是为人君者应当监视不懈，毋使任何邻国（或以领土之扩张，或由商业之吸引，或用外交的手腕，以及类似的种种）强大到比先前更能为患于本国的程度。要预料并防止这种情形是政府中某项永久机关的工作。

在从前三大君主——就是英王亨利第八，法王法兰西斯第一，皇帝查理第五——为欧洲领袖的时候，他们三位之中谁都不能得尺寸之土，如果有一位得着了尺寸之土，其余的两位立刻就要把那种情形纠正过来，其方法或以联盟，或以战争（如果必要的话），并且无论如何决不贪一时之利而与之讲和，其互相监视之严已到如此地步。又奈波尔斯王飞迭南，劳伦斯·麦地奇与卢道维喀斯·斯福尔察（二人都是霸君，一个是佛罗伦新的，一个是米兰的）之间的那个联盟（即贵恰的尼所谓意大利之保障者）其所为亦与此相同。还有经院学派中某种学者的意见，以为无已成的伤害或挑衅的原因而作战，不能算是堂堂正正之师，这种意见是要不得的。因为敌人虽尚未给我们以打击，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恐惧临近的祸患，这也算是战争的正当原因，这是没有问题的。yulujidi.com

至于后妃，她们之中是有残酷的例子的。里维亚因为毒害丈夫而著恶名；罗克撒拉那，梭利满的王后，就是杀害那位出名的王子苏丹穆斯塔发的人，并且在别的方面也曾搅乱其家庭及嗣续；英王爱德华第二的王后在废除并杀害她的丈夫之举中是主要人物。因此，最当防范这种危险的时候，就是当那为后妃者为了要扶立自己所生的孩子而有阴谋的时候，否则就是当她们有外遇的时候。

至于子嗣，同样地，由他们引发的危难其所致的不幸也是很多的。一般地说来，父亲对儿子生疑忌之心的话总是不幸的。穆斯塔发之死（上面已经说到的）对梭利满王室是一种致命伤，因为土耳其王室自梭利满以至今日的王位继承都有不正之嫌疑，恐是外来的血统，因为塞利马斯第二被人认为是私生子。克瑞斯帕斯（一位非常温顺的青年王子）之见杀于康士坦丁努斯大帝，也同样的是他那个王室的致命伤。

因为康士坦丁努新的两个儿子，康士坦丁努斯和康士坦斯，都死于非命。他的另外的一个儿子，康士坦洽斯，结局也不见佳。他虽然确是病死的，但是他也是在玖利安努斯起兵之后死的。马其顿王菲利普二世的王子德米垂亚斯之死报在他父亲身上，因为他是悔恨而死的。类似的例子很多，但是为父亲的因这种猜疑之心而得到益处的例子却是很少，甚至没有的。唯有在做儿子的公然举兵反叛的时候，那可算是例外，如塞利马斯第一之征巴亚塞提，和英王亨利二世的=子-至于高级僧侣，在他们骄纵有势的时候，也可能引发危险，如安塞尔马斯和坎特白雷大主教汤玛斯·拜开提的时代就是这样。这两个人几乎以他们的圭杖与帝王的刀剑相争，然而奇怪的是，与他们抗衡的竟是坚强骄傲的君主，即威廉·鲁夫斯、亨利一世与亨利二世。这种危险并非来自僧侣阶级的本身，而是当他们倚仗国外的势力的时候才有的，或者在僧侣们进来及被选的时候，不受职于君主或任何个人而是由民众选出的，在这种时候，才有危险的。

至于贵族，对他们稍为疏远也不为过。可是压抑他们，也许可以使为帝王者君权更专，但是不甚安全，并且不容易把他心中所欲的事做到。在拙著《英王亨利第七本纪》中常见及此点，即亨利第七是压抑贵族的，因此他的时代乃是充满着艰难与祸乱的。因为那些贵族，虽然仍旧忠于亨利，然而却没有在他的事业上与他合作。因此他就不得不自己来办一切的事了。

至于那第二流的贵族，他们是没有什么危险性的，因为他们是一个散漫的团体。他们有时候也许放言高论，但是那是没有什么大害的。并且，他们是高级贵族的一种平衡力，使之不能增长得过于强大。最后，因为他们是与一般人民最接近的掌权者，所以他们也是最能缓和民乱的。

至于商人，他们可算是“门静脉”，要是他们不繁荣，那么一个国家也许有好的四肢，但是其血管将是空的，其营养将甚为贫乏。加之于他们的赋税很少能于人君的收入有益的，因为他在小处得来的在大处失去了，那就是各项税率固然增加，而商业的总额则减削。

至于平民，除非他们有伟大多能的领袖，或者你对于宗教问题，或他们的风俗，或他们的生计加以干涉的时候，他们是没有什么危险性的。

至于军人，当他们在一起过着团体生活，并且习于赏赐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危险阶级。如此的例子我们可于土耳其之亲卫兵与罗马之护卫军见之。但是训练一部分人，并分级予以武装，由好几个将帅统领，并且不加赏赐，则是自卫的举措而不含危险性。

为人君者有如天上的星宿，能致福亦能致祸，颇受尊敬但是没有休息。一切关于帝王的箴言，实际是包含在这两句里：“记住你是个人”和“记住你是个神或者神的代表”。头一句话约束他们的权力，后一句话控制他们的意志。

论变更——假如时间会使事物颓败，而智谋与言论又不能改良，其结局将不堪设想

一切生物的幼儿在最初的时候都不好看，一切的变更也是如此。虽如此，但初创家业者总比后嗣强。最初的先例（如果是好的）也是难以效仿的。因为在尚未归正的人心上，“恶”是有一种自然的动力的，这种动力在继续中最强：而“善”所有的却是一种勉强的动力，那动力是在起始时最强的。每一种药无疑地都是一种新创之事，不愿用新药的人就得预备着害新病。大概时间是最大的革新家。并且，假如时间会自然地使事物颓败，而智谋与言论又不能使其改良，其结局将不堪设想了。

习俗之所立，虽不优良，不失为适合时世，这是真的。

长期并行的举动好像是互有关联的，而新的事物则与旧者不甚契合。它们虽有用，可是因为与旧的事物不融洽，所以会引起纠纷。再者，新的事物好像异邦人，很受人艳羡，可是不大得人欢心。这些话当然都对，假如时间是停留不动的。可是时间是动转不停的，所以，固执旧习，其足以致乱与革新之举无异，而过于尊崇古昔者将为今世所僇笑。

因此，人们在更革之中最好能以时间为榜样。时间确常经历大事更革，但是它是以安详处之的，并且其来也渐，几乎是不为人所觉察的。如不然者，凡是新的事物都将被认为出乎意料的事物。有所改进就必有所损坏得益的人将以之为幸运，归功于时间；受损失的人则将以此为怨仇，而归罪于行革新之事的人了。还有，除非是极为必要而且显然有益的时候，否则最好不要在国家中试行新政。

并且应当注意，须是改革的必要引起变更而不是喜新厌故的心理矫饰出改革的必要来。最后，应当注意，革新的举动虽不一定要拒绝，却应当把它认为是一种嫌疑犯，不可率尔置信，并且，如《圣经》上所说，我们应当立足于古道，然后瞻顾四周，见有正直的大道，然后行于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