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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党派——大智是如何善为规划有关大众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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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党派——大智是如何善为规划有关大众的事务】

有许多人有一种不明智的意见,就是人君治国,要人治事,其政策之大要,在于照顾各党各派的利益与愿望。然而道理与此相反,大智体现在如何善为规划有关大众的、使人们虽有党派之别而不能不一致赞同的事务,否则就在如何与私人用适当的手腕进行交涉。但是我并不是说党派是可以忽视的。出身低贱的人,在他们往上升的过程中,是非有所依附不可的。但是贵显而本身有力量的人,最好是保持一种无偏无党的、中立的态度。然而对于初人仕途的人,虽不免有所依附,最好是依附得很温和,要使自己成为本党本派中最能惬他党他派之意者,如此他的升迁之路大概是最为顺利的。较为低微力小的党派是团结最坚的,我们常见有些坚强不挠的少数人使较为和缓的多数人折服了。党派之中的一党一派倒了的时候,那剩下的另一党或派就要自行分裂的。例如卢库拉斯和罗马参议会中的其他贵族的那一党(就是他们叫作“贵族党”的一派)曾与庞拜和恺撒相持一时,但是参议会的威权被打倒了之后,不久,恺撒和庞拜就分裂了。和布鲁塔斯与拉西亚斯反对的安东尼和奥克塔威亚努新的那一党或派也曾一度团结起来,与敌人相持,但是布鲁塔斯和拉西亚斯颠覆之后不久,安东尼和奥克塔威亚努斯就分裂了。

这些例子是属于战争方面的,但是在私人的党争之中也是一样的。因此,有许多次要的党员往住在本党分裂的时候成为主要的人物,但是他们也往往成为虚数而被弃置。因为许多人的力量是在斗争上的,一旦对手被消灭了,这些人也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论党派——大智是如何善为规划有关大众的事务】

常见许多已遂所欲的人们与自己借以进身的本党的反对党联络一气:这些人以为那个党派是已经抓稳了的,而现在是收买一个新党的时候了。叛党的人常易于成功,因为当事件相持、久而不决的时候,要能得到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决胜负,而这个人也就把一切的感激酬报都窃取了。在两党之间守中立不一定永远是由于态度温和的缘故,有时也是出于自利,为的是好利用双方,以达自己的目的。在意大利,当教皇们嘴里常说“众人之父”这几个字的时候,人们对这些教皇总是有点怀疑,认为由此可以看出来他们有意在一切事上都以自己的家族的尊荣为前提。为帝王者必须小心,不可偏向一方,以致俨然变成某党某派的党徒。国内的党派总是于王权不利的,因为这些党派常向党员要求一种义务,这种义务简直和人民对君主所负的义务差不多,并使君主成为“我辈之一”,如法兰西的“神圣同盟”就是这样的。党派之争过高过烈的时候,就是见人君之软弱:这种情形对他们的威权和事业是不利的。在人君之下的党派的运转就应当如天文家所说的下级行星的运转一样,这些行星虽可以有自己的“私动”,然而仍应当安静地受第九重天的更高的动律的支配。

论进言与纳谏——信任莫过于接受诤言】

信任莫过于接受诤言。因在其他类型的信托关系中,人们托付的往往只是其生活的一部分,如土地、财产、子女、信贷或某项具体事物。但对自己心中的诤友或谏官,从谏者则往往是以身家性命或江山社稷相托,所以进言者必须是忠义两全的。明智的君王不必以为求言从谏言有伤其龙颜或有损其君威。上帝若不倡从谏,就不会把“劝世者”这一称谓作为其圣子的诸多尊号之一。所罗门曾言道:“从谏如流方可长治久安。”凡事都有其波动,只是或早或晚。若不任其颠簸于室议廷诤之中,它们就将颠簸于命运的波涛之上,而后一种颠簸犹如醉汉之蹒跚,说不定何时一个趔趄就摔跟头。正如所罗门深知从谏之必要,其子罗波安也领教了进言的力量,因那个上帝宠爱的王国当初就因为他听信狂言而南北分裂。作为后事之师,今人往往可凭这一事例明察两种偏辞谵语:一是乳臭小儿议人之妄说,二是张狂之徒议事之狂言。

古人早已用形象的故事阐明:君王与智慧本是一体,君王的智慧与之巧纳忠言也密不可分。故事之一讲众神之王朱庇特曾娶智慧女神墨提斯,其寓意是说君权总与智谋联姻。yulujidi.com

故事之二是之一的延续,讲墨提斯与朱庇特结婚后珠胎暗结,但朱庇特不容她分娩便将她吞食,于是神王自己身怀六甲,最后从他头颅里生出了全身披挂的帕拉斯女神,这段荒唐的故事中暗藏着一则君王治国的秘诀,即君王该如何利用朝议廷诤。他们首先应把欲决之事交顾问们讨论,这就好比最初结胎或日孕,但当所议之事已在智囊之子宫中孕育成形的时候,君王切不可让策士谋臣继续行分娩之事,不可显得行此事非智囊莫属,而应当把所有事收回到自己手中,并让世人觉得最后颁布的敕令谕示均出自君王本人(这些谕旨因其深谋远虑和极富效力而可比那位全身披挂的智慧女神),不仅出自君王的绝对权威,而且出自君王的足智多谋(如此更能提高君王的声望)。

接下来且谈谏议的弊病和除弊之法。求言纳谏之弊病已见者有三:其一是议事外传,于保密不利;其二是有损君威,显得他们并非无所不知;其三是有佞臣进谗言的危险。

为除掉这三种弊端,意大利和法兰西的某些君主曾分别提倡或实行过密室顾问会议,可这除弊之法比弊端本身更有危害。

说到保密,君王无须把欲决之事告诉每一位顾问,而是可以择善者而言之;何况征询该用何法者也无须言明他将用何法。只是君王们勿让自己的秘密从自己口中走漏。至于密室顾问会议,下面这句台词可谓一语道破天机,“我真是漏洞百出”。因为只要有一个以饶舌为荣的白痴,其他人都懂沉默是金也白搭。毋庸置疑,有些事需要高度保密,知者除君王和两名亲信外不可再有他人。讲言者寡也并非不是好事,因为除有利于保密外,其所陈意见往往都精神一致而无分歧。不过在这种情形下,纳谏者须是既英明睿智又能独行其是的君王,进言者亦须是足智多谋之辈,尤其是得忠于君王的宏旨。此例可见于英王亨利七世,他每行大事总是秘而不宣,最多只与莫顿和福克斯商议。

说到有损君威,前文讲那则神话的寓意时已讲明了弥补之道。而且与其说君王坐进议事厅会有损其威望,不如说会增加其尊严。再说,从不曾有哪位君王因与臣议事而丧失他独有的王权,除非有某位议臣羽毛过于丰满,或是有某些拉帮结派者组织过密。但此类情况都容易发现并不难制止。

说到最后一弊,即有人进言是抱着私心。须知“他在这世间将难觅忠信”之说无疑是就时代的风气而言,并非是就个人的天性而论。有些人天生就忠信两全、坦诚兼备,而非阴险狡诈、诡计多端。君王尤其要注意招纳这类忠义之士。

另外,谏官议臣通常并非抱成一团,反之他们往往是互相戒备,所以若有人为党派利益或个人目的而进言,真相多半都会传进君王的耳朵。不过最好的除弊之法是:为君者当如议臣知其君王般知其议臣。盖“君王之大德在于知人善任”。

而与之相反,进言者则不该过分探究君王的好恶。一名称职的议臣当通晓君王的事务,而非熟知君王的脾性,如此他方有可能直言进谏,而不会曲意逢迎。君王若能既私下求言又公开纳谏,其效益当会非常显著。因私下发表意见多直言不讳,公开提出规谏则多有顾忌。世人在私下里更勇于陈述。

己见,在公开场合则更容易人云亦云,故君王最好是兼而听之;求言冗官小吏于密室,以促其所欲言,征询高官大员于公堂,以保其出言谨慎。

若君王只为用何法行事而广开言路,却不为用何人行事而集思广益,那么即便求言纳谏也终归枉然。盖因欲行之事乃无生命之计划,其实施执行之活力全在于用之得人。考虑人选的品格素质不可仅凭其等级地位,正如不可仅凭自己的模糊记忆或他人的精确描述,因大错之铸成或大智之显示都在于人之选择。有至言道死者乃最称职的谏官,因即便生者因畏罪而结舌,书本也会直言进谏,故为君者博览群书不无裨益,尤其当读那些曾经也是君王的人所写的书。

今人议事多如亲友集会,对所议之事往往议而不辩,结果议题轻而易举地就变成了议会的条例和法规。对重大问题的议论,最好是提前一天公布议题,待次日再付诸审议,俗话说:“夜晚乃智谋的时辰。”英格兰、苏格兰合并事宜联合委员会就采用过这种做法,该委员会曾是个庄严而有序的立法机构。笔者赞赏议院为请愿安排出日期,这种安排使请愿者更清楚他们何时可来议院,同时也让各类会议有工夫讨论国事,从而使当务之急得到及时的处理。关于选任议会各临时委员会的人员,最好是选那些无偏无党的中立者,不应为造成一种均衡势态而选任对立双方的死党。笔者亦赞成建立一些常设性委员会,诸如负责贸易、金融、战争、诉讼和某些殖民地事务的委员会。因为既然有各种各样的议会特别会议,但却只有一个议会(和西班牙一样)那么这些特别会议实际上就等于是常设委员会,只是它们的权力更大些而已。

应该由各常设委员会先听取各相应行业人士(如律师业、航海业和皇家铸币厂的人士)向议会的报告,然后在适当的时机再提交议会;勿让报告者成群结队而来,亦不容他们慷慨激昂地陈词,因为那不是在向议会报告,而是在胁迫议会。

安排会议座次或沿长桌、方桌,或绕墙置位,这看上去似乎只是形式问题,但却有实质上的不同。因若在长桌旁开会,坐首端的少数人实际上会左右整个议程,而若以其他形式排座,那位次较低者的意见便会多被采纳。君王主持会议时须当心,切莫就其提供讨论的问题表明自己的倾向,不然与会者只会投其所好,结果他听到的将不是各抒己见,而是一曲“吾将愉悦吾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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