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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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态不好，知识越多越反动；心智不一样，注意力也不一样。
———翟鸿檠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人类文化传承的载体，没有书籍就没有文明的传播，不读书也就不知道何为文明。俄国大教育家赫尔岑说过：一个人不去读书就没有真正的教养，同时也不可能有什么鉴别力。我们纵览中外，凡成大事者，无一不是苦读之人，放眼中外，凡是那些富强的国家，无一不把书籍和教育看得很重。
但是，很少有人提倡死记硬背的填鸭式教育。为何呢?原因是这世上没有一本书是万能的，每本书都有着自己的局限性，如果抱定一本书，只顾搞“本本主义”,那么和不读书是没有任何分别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有过突出成就的学问大家无不是在博览了群书之后又对书籍展开了理解和批判，进而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北大前校长、史学家傅斯年先生就是一个懂得批判书籍的人。在民国时期，中国史学界的研究方法大多都还是以发掘“故纸”,从旧有的诗书典籍中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为主。面对这种情况，傅斯年认为，旧有的诗学会读书书典籍也是人写的，就难免产生受主观因素影响出现曲笔、纰漏、断章取义等现象，既然如此，那就不应对旧有典籍全盘接受，而是应该用一种怀疑审视的眼光去看待它们，最好要有实物实地的验证。
傅先生有一句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在他看来，书本上记载的事迹只要是未经考据的，就都是虚假的，起码是存在疑问的。为此他大力提倡考据，并利用一切机会寻找甄别材料，终于，在他的主持和影响下，中国史学界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派别——考据派。yulujidi.com
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毛泽东也非常喜欢这句话，他经常用这句话教育身边的人，告诉大家不要迷信书本，不要盲目读书，要善于发现书本中的问题，在现实中检验它们、论证它们，并由此拓宽学习的领域和范畴，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毛泽东在青年时看到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都总要针对里面的见解提出自己的看法和理解。在他存世的大量读书批语中，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见解。可以说，这与他采用“质疑读书法”不无关系。
书是我们学习知识的载体，但如果我们把眼界局限在一本书中就难免会让思维越来越偏激。在这种情况下，对书本中的知识大胆怀疑、小心论证，就可以帮助我们摆脱“本本主义”对自己的影响，进而跳出局限，开拓新的知识领域。其实在人类历史上，很多伟大的成就就是从对书本的怀疑和论证开始的。
《徐霞客游记》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比较详细记录所经地理环境的游记，也是世界上最早记述岩溶地貌并详细考证其成因的书籍，在世界历史上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徐霞客游记》的形成是来自于对书本的怀疑。
《徐霞客游记》的作者徐宏祖家境富裕，饱读诗书。有一次他读《禹贡》,当读到"岷江导江"之说时心里暗暗产生了怀疑。这时知道了此事的父亲便鼓励他自己去求证，在父亲的鼓励和资助下，他只身赶赴川藏，寻找长江的源头，经过几年的艰苦跋涉，他终于得到了自己的答案——考暂学课证出金沙江是长江源头的新结论，震惊了当时的学界，也使人们对长江源头的探究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而从此开始，他也开始了一段不一样的人生。
宋人程颐和张载就分别说过，“学者要会疑”和“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其实学要存疑不单单是为了开拓新的学习境界，完善自己的思想，有的时候，大胆怀疑书本中的疑点也是为了避免发生不可挽回的错误。
明朝时，杭州有一位医生给病人诊完脉后，随手开了一个药方，其中有药引子“锡”。正巧，这个房子被一位叫戴原礼的医生看见了，戴原礼没有见过谁用“锡”做过药引，因此便有些怀疑，赶忙跑去问那个医生开这个药引的依据是什么。那个医生慢悠悠地从身后拿出一部医书，理直气壮地对戴原礼说：“你拿去自己看吧。”
戴原礼拿过书来一看，书上确实是这样写的，但是他仍然不能相信这从未见过的做法。于是，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他跑回家翻阅了大量的医书。结果发现在另一版本上写的药引子是“场”。那时，“场”是糖的古体字。戴原礼终于弄清了这是翻版重印时的错误。由于戴原礼的质疑，避免了一次“医疗事故”。
对书的盲从是最害人的，上面的故事中如果不是戴原礼大胆怀疑的话，很可能那位病人的性命就折在那个庸医之手了。
盲从医术的医生是庸医，那么盲从其他书籍的人就是庸人。先贤写书是为了让后人借鉴，而不是让后人死记硬背的。因此，大胆怀疑，小心论证，这不但不是对著书者的不敬，反而是秉承了严谨的求学精神，而也只有在不断的怀疑中，我们的文明才会得到长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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