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心灵的家17

“我也认为不能搞‘主义’,我也无法接受一个专制的信仰。太过具体、太多保守的信仰会束缚人的心灵。我相信人的心灵本身可以认识善，只要他能够积极反省并主动追求善。信仰与自己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而信仰不该凌驾于生活之上，信仰应该是个温和的导师，引领生活的正确方向，辅助以实现理想生活。一个社会的信仰应该多元化，这样的社会才能充满活力。一个社会不能没有信仰，否则它只是一架冰冷的机器，最终会扭曲垮掉。我相信，信仰以善作为原则，才更可能实现人的幸福。在我看来，信仰确实是精神的寄托，是心灵力量的源泉。丢失信仰，也就意味着生活意义的丧失。中国人自古就比较实用主义，人们太过勤奋于外务，而忘了滋养一下自己的心灵。信仰是对心灵的护卫，没有信仰的心灵是脆弱的、贫瘠的。拥有信仰，心灵才能擎一盏高贵的灯在艰辛坎坷的路途坚定地走下去，并为世界创造美和意义。”

“我们应当这样做：在面临困难的人们面前，多给他们各种精神安慰，只要能让他们走出生活困境，他们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都无所谓了；在生活得很好、很幸福寻找心灵的家与人生的人面前，我们没必要向他们宣传任何一种信仰，因为现实层面他们已经有很好的信仰；在因为信仰某种精神力量而走火入魔的人面前，我们应尽量鼓励他们视野开阔些，让他们了解生活的其他方面，这样他们也许就能摆脱某种单一信仰的极端束缚。中国文化中本身就有自己的信仰力量，这种力量会一直在中国长存。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必阻拦西方信仰的传入，我们要做的是尽量避免极端信仰的出现，‘文化大革命’就是很好的教训。和谐在于中庸，信仰也在于中庸和包容。”

以上比较说明，中国传统宗教和基督教在关于人与神的关系上正相对立，只能选择其一。由此可以理解何以古代中国在儒墨之间，西方在苏格拉底和智者之间，基督教与各种异教之间都曾发生殊死斗争，只能有一方获胜成为正统而另一方因失败退出历史舞台或被排挤到边缘告终。中国传统宗教和基督教各有利弊，得其利，也必然要承受其弊。这在古代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宗教和基督教都是各自孤立地产生并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独立地存在和发展的，双方之间并无实际接触。直到后来，尤其是近代以后这种状况才得以真正发生改变。由于两种信仰在立足点和性质上的对立和差异，它们的接触一方面注定具有悲剧性，即每一方在交往中必然首先肯定自己的优点，批判对方的弊端，由此导致激烈冲突，酿成许多悲剧。另一方面，这种接触对于双方实际上又都是有益的，因为每一方都由此摆脱了自身原来所处的盲目状态，睁开了眼睛，看到对方的优点和自己存在的问题，从而有可能取长补短，使自己得到改善，纵然每一方仍需坚守其自身信念而不能"脚踏两只船"。因此，中国传统宗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冲突和交融，为我们正确处理三种信仰之间的关系，探索一种更加健全的信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对试题中的问题作出尝试性的回答。

三、对问题的尝试性回答试题中提出的问题“我该信什么”不仅是个人的，而且对于当代中国人具有普遍意义，因而回答这一问题必须首先分析当代中国人的信仰状况及其原因。只有这样才能深入理解问题及由此展开讨论并进一步探索其合理的答案。

题中作者在尝试回答自己的问题时提到了孔子，又说自己不信孔子，这就需要问他何以提到孔子以及为什么又不信孔子。这涉及中国在信仰方面的传统及其在近现代的命运。在此我们需要弄清三个问题：中国古代的传统，中国近代以来的反传统和中国当代对于传统和反传统的认识。中国古代的传统信仰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儒释道三教合一，圣人崇拜和祖先崇拜是其基本特征。这一传统信仰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具有超稳定性，维系了中国历史数千年的延续。然而，自从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受到工业化的西方的全方位冲击。对此梁启超在1896年曾这样形容：“今有巨厦，更历千岁……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酐嬉鼾卧，漠然无所闻也。”这不仅揭示了近代中国人岌岌可危的处境，也反映出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预示中国传统文化将要遭受毁灭性打击。可以想见，睡梦中人唯一的出路是赶快醒来，而醒来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无疑就是逃离即将倒塌的"巨厦",然后将其推倒并用新材料建立能够抵抗风雨的新的更坚固的大厦。在近代思想史料中，中国人的生存焦虑几乎随处可见："胡林翼视师安庆期间驰马江边，见外国轮船‘迅如奔马，疾如飘风',因之‘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曾国藩在1861年11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睡时已三更二点矣，四更成寐，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梁启超说："天下爱国之士，莫不焦心竭虑，忧国之将亡，思有以挽回补救之策。”中国人在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时不得不开始批判乃至抛弃自己的传统信仰，转向一种功利主义和进化论。针对保守园寻找心灵的家派倭仁把礼义、人心视为治国之道，反对学习“夷人”的言论，恭亲王奕诉在上奏中说，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鲁迅说：“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与西方有关的事务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大体上称为“夷务”,在70年代和80年代称为“洋务”和"西学",在90年代就称为“新学”。从这一名称的变化可以看出中国在背离自己的传统，接受西方思想的道路上正越走越远。这一倾向从20世纪初中国流行的宣扬革命的各种书籍，如《猛回头》、《警世钟》等书名中可以看得更清楚。鲁迅在作于1907年的《文化偏至论》中指出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都是指向过去和自然无为的，具有反智主义特征，起了压制天才的作用，与西方传统中柏拉图指向未来理想，尤其是近代进化论的方向正相反，属于已被时代抛弃之列。这实际上正是后来“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先声。后者标志着中国从此开始要彻底否定自己的传统，试图用西方思想取而代之。然而，其后的历史表明，功利主义、进化论、唯物主义等来自西方的新思潮一方面的确能够为中国人打破传统、解放思想、提供革命的理论支持；另一方面却难以抵御由于否定传统信仰和道德所带来的虚无主义，由此个人的生存只剩下无穷的斗争轮回，失去了终极意义。虽然现代科学已证明事物的运动变化无时不在，但剧烈的变化也并非常态，而只是在特殊条件下才能发生。文化亦然。革命终究会过去。社会在革命后就要面对“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也就是要重新回归稳定和秩序。今天我们不得不重视审视传统和反传统的意义。如果说传统是要人沉睡，反传统则是要人醒来，而在传统和反传统之后人又该如何呢?人在睡久后总是要醒来，要做事的，而醒来的人是否此后就永远醒着做事而不再睡了呢?显然不是，人仍需要睡，只不过此时不再是不会醒来的睡，睡只是帮助自己恢复体力和精神，以便更好地做事。因此，人将接受传统和反传统的价值，而不再只是将它们截然对立，只取其一。人的正常生活既需要某种秩序、稳定为人提供安全感和归属感，也需要发扬个性，积极进取。这就是介于保守与革命之间的改革。改革具有革命和保守两个相反的方面，体现了人的双重要求。改革既要保留传统，又要不断革新，这就要求找到传统与革新之间的连接点，从而完成从旧到新顺利过渡的任务。举例说，传统偏重于精神(心灵修养)、集体(家庭家族),现代偏重于物质、个体，那么，改革就是要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在传统社会，人的个性和物质方面的要求受到抑制，而在物质需要和个性得到满足甚至膨胀的当代，人的精神需求又常常被忽视，陷入一种空虚之中。后者正是我们在快速奔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亟须注意的。其实，这不仅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也是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普遍现象。鲁迅说："递夫十九世纪后叶，而其弊果益昭，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这些写于20世纪初的话所描述的正是21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现实。试题中学生的信仰困惑正是在这一现实中提出来的。他没有明言其困惑的现实背景。我的公选课上另一位来自翻译学院的学生在给我的邮件中说得更加清楚：我还想请教老师的是，我对现代的这个社会和时代感到迷茫，有时候我甚至希望自己是活在19世纪或者18世纪的人，至少是20世纪80年代的年轻人，我也感到比现在快乐得多。那时候人们建诗社、办杂志，西方文化刚刚涌进中国。大学生们争相阅读各种西方书籍，如杜拉斯、昆德拉等人的著作。可是现在我在校园里更多感受到的是为了财富和成功的竞争和拼搏。我对此不能理解，当我们的专业课需要我们去读有关世界经济等方面的东西时，我不知道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而且到寻找心灵的家现在我还是幼稚地对所谓的成功学之类的东西嗤之以鼻。我觉得我这样的心理状态不好，至少不够积极，对吗，老师?可是说实话，我的确心里是失望的，有时候感到无所适从。文化快餐、速食文化，对于书籍的遗忘，曾经古希腊所崇尚的东西现在鲜有人再提及。我和父母吃饭的时候，那些长辈大都在谈买房买车、谈社会，没有人去谈文学、心灵、理想、幸福、真理和死亡。我并不觉得这一切是过时了，在这个时代我总有种人在变成机器的感觉，这让我很悲哀。不知道老师对于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呢?我想这也是我对哲学感兴趣的一个原因吧，就是期望在那样一种纯净的状态中感受一种严肃的快乐。而这在现今已经很难体会到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逃避，我想应该是的吧。

这位同学的看法在轻视物质这一点上有失偏颇，但他至少反映了当下中国人在实现物质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精神问题，提醒我们要在肯定现代物质追求的积极意义的同时注意精神建设，重新唤起传统的新生命。当代中国社会中有不少人热心于读经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这种读经的目的并非要让人们完全回归过去(除个别人之外),而是着眼于中国人现在和未来的健康生存和发展。比如我曾听一位在幼儿教育中推广读经的老师说，她既教孩子读《论语》,也教他们读美国的《独立宣言》。忠孝节义与人人生而自由平等原来被视为正相对立、水火不容的，它们现在却需要并能够结合起来，是因为它们分别表达了关于人生的两个真实方面：每个人作为人类世代延续的一个环节，社会、家庭的一分子与其作为自我具有独立、自由的人格并行不悖。圣人信仰和祖先崇拜作为中国的传统信仰在历史上曾起到保持民族的凝聚力和延续性的作用，在当今不应也不能被简单抛弃，但其中所蕴含的单一的自上而下的秩序所暴露的弊端也不容我们不加以正视。在一次关于儒学的学术沙龙上，主讲老师介绍了明代皇权对敢于上谏的士大夫官员的残酷迫害，如多次发生廷杖致死的情况。随后在提问环节，我曾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儒学本身是肯定人的价值的而以儒学为统治思想的中国封建专制在历史上却越来越严重，对人性的摧残变本加厉?他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容易说清楚。其实，我们只要对照一下源于西方的基督教信仰和古希腊理性主义哲学传统及在此传统下所产生的近代人权观念、民主制度，我们对中国传统思想和制度的缺陷就会有明确的认识，后者同时为我们纠正这种缺陷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鲁迅在1907年说：“此所为明达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这些发自一个多世纪之前的声音仍值得当代中国人重温。不过，需要纠正和补充的是，要真正建立“人国”,摆脱数千年做奴隶的命运，不是单寄希望于鲁迅当时所信奉的“明达之士”以及他所主张的“非物质而张精神，任个人而排众数"——中国20世纪的历史证明这种思想虽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同时也蕴含着极大的危险——试图不由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漫长的渐进式的进步而通过“一导众从”式的极端个人精神崇拜一下子跳到理想世界，带来的是适得其反的结果即退回到前文明的原始野蛮状态。尼采、鲁迅对“超人”、“英哲”的信仰被他们各自国家的后人在实践中加以利用，酿成严重的后果。这说明曾有着漫长封建历史的中国在现当代所迫切需要的不是圣人信仰，而是西方在中世纪之后所经历过的长达数世纪的那种近代理性启蒙。我们应该相信物质与精神的富足、新旧之间的连接以及个人与集体的统一是可能的。为此我们必须努力建立起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让人民在宪政的框架下拥有自由信仰和表达的权利。当下的中国，尤其需要建立和发展民主制度，保障个人平等权利，没有这一点，市场经济就是畸形的，人的心灵也是扭曲的。这将不仅是个人的悲剧，而寻找心灵的家且是整个民族和社会的悲剧。只有当人民能够将传统信仰和现代观园念合理地结合起来，有了正当的信仰、道德观念，理性地判别是非的能力，尤其是有了得到法律保障的权利后，人民才能摆脱家长制的统治，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总之，我们要正确处理好中西新旧思想之间的关系，不是像过去那样只是简单地把中西理解为新旧之别，破旧立新，既丢掉了自己的传统又没能学到西方的精华，而是要努力找到中西、新旧之间的连接点，在继承自己传统的同时注意汲取西方的有益营养，真正建立起属于我们的精神家园。yulujid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