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华的人生哲学3

2.西方哲学中的上帝、圣人和超人。在古希腊，苏格拉底首先看到和区分了两种人：一种是根据本能生活的人，另一种是试图按照理性生活的人，或者说，只是生活的人和考察生活的人。他自己属于后者，他要求前者像他一样成为后者。他考察生活的结果是人的无知和神的全知。人的无知质疑和批判了人仅依靠本能的生活，使之成为不可能，神的全知则确立了神对于人的权威，使人的生活有所依循。既然神是世界的目的，神确立了世界上一切事物所遵循的自然规律，人生也必须是理性的，合乎自然规律的，以神作为目的的。由此人就被分成了理性的人和本能的人(非理性的人),信神的人和不信神的人。这种区分一方面使人摆脱了盲目的本能，为人树立了一个自觉的目的，将人引上理性和信仰的文明之路，另一方面否定了人的本能，将对理性和神的信仰推向极端。其后柏拉图主义以及以柏拉图主义为基础的基督教神学正是沿着这一方向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们为西方带来文明的同时也留下了神权专制的阴影，使其受到批判和走向消亡成为不可避免。

与苏格拉底形成对照，康德划分了现象和自在之物，认为人只能认识现象而不能认识自在之物，这就等于从理性领域赶走了上帝，彻底清除了基督教经院哲学的残余。在康德的基础上，叔本华指出，自在之物就是意志，意志使人处于痛苦之中，要彻底摆脱痛苦就需要否定意志，成为圣人。尼采认为叔本华的圣人并不能真正成为人的目的，因为否定意志会导向一种虚无主义，使人失去了生存的价值。尼采要求人肯定意志，把超人作为人生的目的。圣人和超人虽有否定意志和肯定意志的差别，但两者在把人视为意志的体现，反对上帝，试图用人取代上帝这一根本点上是相同的。人的重心开始从上帝转移到人自身之中。与上帝不同，意志是盲目的，没有目的的，因而把意志作为人的目的就说明人的生存并没有目的除非人把自身当作目的。把上帝作为目的的人在本质上是被动的(尽管人也同时被上帝赋予了一定的主动的能力),人必须服从神；而把自身当作为目的的人则是主动的，人必须为自己确立目的。人把自身当作目的加以追求就导致欲望的轮回。人对待轮回有两种基本态度：一种是通过认识否定意志，从而摆脱轮回；另一种是通过肯定意志，自觉地肯定轮回。叔本华的圣人和尼采的超人分别采取了这两种态度。人原来的生存理由和目的是上帝，人生是一条以上帝为起点和终点的直线；人现在的生存理由和目的只是意志，而意志没有起点和终点，所谓终点不过是另一个起点。人永远只是处于意志的轮回之中。对于人为什么活着这样一个问题，人原来的回答是为了上帝，上帝提供了人生存下去的理由和目的。现在不再有上帝了，意志主宰着人生，只需要问一个人："你有自己追求的目标吗?"也就是说，你能为自己确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目标并且达到这个目标吗?达到这个目标之后你还能为自己确立新的追求目标并且不断地这样继续下去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你就有了生存的理由和目的，否则你就没有。原来，上帝作为目的保证了所有人的生存价值(信仰上帝的人),虽然到最后可能只有极少数人得救。现在，人只是一种意志，生存只是意志力的角逐及其结果，只有具有意志力的人才有生存的价值。相对于上帝，所有人都是有限的、平等的，而作为意志，人是不平等的，有的意志强大，有的意志薄弱，由此人被分成了不同等级：圣人、超人和俗人、末人。圣人、超人在弥补原来在上帝作为目的情况下只看到人的有限性和平等性的不足的同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只肯定人的无限性和差异性，忽视和否定了人的有限性和平等性。叔本华和尼采作为无神论者都否定上帝，相信和推崇天才，蔑视群众。他们的思想在将人从基督教神权专制的统治下唤醒和解放出来的同时将人导向个人崇拜(圣人和超人)和人与人的对立(天才与庸人),从而埋下了20世纪法西斯主义悲剧的种子。

由此看来，苏格拉底一柏拉图传统和叔本华—尼采传统对人的理解都有其各自的误区，它们分别确立的神和圣人、超人在提升人的同时也都蕴含着将人引向灾难的危险。事实上，两种思想的实践叔本华的人生哲学都曾造成严重的后果。其根源在于它们都未能真正处理好人的意志和认识之间的关系。人具有意志和认识两种不同的能力，这两种能力都是人生存的根本。人单有意志是不够的，人需要认识的照明以避免意志的盲目，同时，人单有认识也是不够的，人需要意志的决断以避免认识的无能。因此，认为认识是意志的主人，意志必须完全服从认识和认为意志是认识的主人，认识必须完全服从意志，都是对认识与意志的关系的一种片面理解，前者导致认识对意志的专制，后者则导致意志脱离认识的盲目，两者都会对人形成威胁和危害。只有当意志与认识各自发挥出其积极作用，抵制其消极作用。亦即认识为意志提供照明而非干扰，意志作出有认识指导的决断而非盲目的冲动时，人才能维持其正常的生存和发展。一个人是如此，一个社会也是如此。由于个人总有其偏于意志和偏于认识的能力差异，一个社会中就总会有偏于认识的人和偏于意志的人。这两种人的分工既为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条件，同时也带来了偏执的危险。处理意志和认识以及分别体现它们的两种人之间的关系，是人类社会特有的课题。

3.现象中的人和现象外的人。叔本华也像苏格拉底一样看到和区分了两种人：一种是只生活在现象中的人，他们满足于根据律而不求甚解，即满足于生活中具体的需要和目标而不去思考和追究生活本身。另一种是不仅生活在现象中而且试图对现象进行追问的人，他们不满足于现象中的"如何",还要追问现象的“为什么”或"是什么",这就使他们跳出了根据律而触及自在之物。他们是必须同时生活在现象之外的人(即便只能在思想和想象之中)。

首先，现象中的人和现象外的人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和生活。对于前者，后者的认识和生活是异常的，是变态，而对于后者，前者所谓正常的认识和生活是不真实的，没有意义的，不能忍受的，而前者认为"异常"的生活才是适合自己的"正常"生活。两种人都非得按各自的方式生活不可，不然他们就会得病。这样，他们之间势必存在着一种对立和冲突：前者反对后者对生活的考察，因为这种考察会使其脱离原有的生活轨道，陷入茫然不知所措，这对他们来说是可怕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后者也反对前者对于生活(本能、习惯等)的固执，因为这种固执是盲目的，它会使考察生活成为不可能，后者相信只有通过给予前者以指导才能将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其次，现象中的人和现象外的人必然相互依赖，共同存在。这是因为人类社会既不能没有前者作为基础(大多数人只是忙于生活，既无闲暇也无能力去考察生活),也不能没有后者作为引导(他们摆脱了生活的具体需要，有时间和能力去考察生活)。后者依赖着前者，没有前者提供的生活基础，后者的考察生活就成为不可能；前者也依赖着后者，没有后者提供的指导，前者就会失去方向和目标。事实上，后者又分为两种人：一种是质疑者，他们通过对既有教条提出疑问而推动社会向新的方向进行探索，另一种是维护者，通过对既有教条进行辩护而为社会提供稳定的基础。这两种人都有其自身存在的理由，因为一个社会要想正常存在和发展就既不能没有对已有教条的怀疑和批判，也不能没有可以相信和接受的教条。考察生活可以并且必然会提供这两个相反的方面，苏格拉底的“我知道我一无所知”和"神是全知的",康德的“我对自在之物无知"和叔本华的“自在之物就是意志",尼采的"意志就是权力意志”就分别是它们的体现。yulujid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