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圆圈与小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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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诺是古希腊著名的智者，知识渊博。
一天，有个学生问他：“尊敬的老师，您的知识多过我们何止千万倍，您解答问题总是令人信服，可是怎么您的疑问也多过我们千万倍啊?”芝诺用手在桌上画了一大一小两个圆圈，对学生说：“你看，大圆圈代表我掌握的知识，小圆圈代表你们掌握的知识。这两个圆圈外面，是我们都不知道的知识。的确，我的知识比你们要多。我的圆圈大，接触到无知的范围就比你们多；你们的圆圈小，接触到无知的范围就比我少。这就是我常常有疑问、常常怀疑自己的原因啊!"越是有知识的人，越是觉得自己无知，就越是谦逊。相反，那些“半桶水”的人，总是觉得自己无所不知，像公鸡一样骄傲。芝诺告诉我们一个让人回味、值得时刻警醒的哲理：有知即无知。
苏格拉底也有类似的故事。
有一次，有人来到德尔斐神庙，问阿波罗神：“谁是世上最有智慧的人?”神谕说是苏格拉底。从此，苏格拉底是世上最有智慧的人的说法就传开了。苏格拉底对此很不解，因为他常常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于是，苏格拉底四处验证，访问了许多被称为“智者”的人，结果发现名气最大的智者恰恰是最愚蠢的。然后，他访问了许多诗人，发现诗人们不是凭借智慧，而是凭借灵感写作。接着，他又访问了许多能工巧匠，发现他们的手艺淹没了他们的智慧。最后，苏格拉底终于明白：阿波罗神之所以说他是最有智慧的，不过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无知；别的人也同样是无知，但是他们却认识不到这一点，总以为自己很智慧。换句话说，苏知识与科学格拉底自知其无知，是最大的智慧，而不知道自己无知的人，才是最愚蠢的。
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老子说过：“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可见中国古代的先哲们对知与不知的理解，与古希腊先哲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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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丹的驴子
法国哲学家布里丹曾讲了个关于驴子的著名故事。
有一头驴，与众不同，喜欢思考，凡事总喜欢问个为什么。有一次，主人在它面前放了两堆体积、色泽都一样的干草，给它做午餐。这下可把它给难住了，因为这两堆干草没有任何差别，它没法选择先吃哪一堆，后吃哪一堆，最后，这头驴子面对两堆草料，饿死了。
这头驴子虽然饿死了，但从此在哲学史上"名垂千古",被称为“布里丹的驴子"。这头驴子的错误究竟在哪里?按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它不明白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好吃不好吃，吃一吃就知道了，光想是得不出结论的。毛泽东说：“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是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认识来源于实践，抛开实践是得不到任何正确的知识的。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就犯过这方面的错误。
有一天，王阳明在家里和一个朋友讨论如何悟彻天下万物，成为圣贤的道理。王阳明指着屋子前边的竹子，叫他的朋友去面对着竹子思索，认为有一天会忽然顿悟。于是，这个朋友就早晚坐在竹子前面，想悟彻其中的道理，可不到3天就病倒了。王阳明不死心，自己也到竹子面前静坐，到了第7天，他也病倒了，但是始终没悟出什么道理来。最后，他知识与科学俩都感叹圣贤确实是难以做到，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去悟彻天下万物的道理。事实上，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获得知识。要懂得竹子生长的道理，必须要通过种竹子、砍竹子、编竹子这些实践活动。坐在竹子前面苦思冥想，一辈子也不会懂得竹子生长的道理!
认识要返回到实践，不能运用于实践的知识是没有意义的。有一则讽刺哲学家的故事很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在一条湍急的河中，一个船夫驾驶一只小船，船上坐着一位哲学家。哲学家问船夫：“你懂数学吗?”“不懂。”船夫说。
“那你的生命价值失去1/3。”“那你懂得哲学吗?”“更不懂。”哲学家感喟道：“那你的生命价值失去了1/2!”
正当哲学家与船夫继续交谈时，一个巨浪把船打翻了，两人都掉到了河里。
这时，船夫问：“你会游泳吗?”“不会，不会!”哲学家大喊。“那你就失去了全部的生命价值。”
哲学家虽然精通数学和哲学，可是在当时的处境中，这些东西完全用不上，所以只能听天由命了。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认识只有能反过来应用于实践，才是真正的、有意义的知识。所以，必须将书本知识与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善于把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
休谟问题
在《人性论》中，哲学家休谟提出了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涉及整个人类知识的基础，所以后人纷纷进行研究，但是至今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一个问题是有关人的认识的，常常被人们称为"归纳问题"。所谓归纳，就是从个别的例子中推断出一般的结论。举个典型的归纳推理来说：王老汉病死了。小张出车祸死了。老钱得癌症死了。
玛丽的孩子一出生就死了。我看到的人最后都死了。所以，人都是要死的。
这个推理中，"王老汉”、"小张”、"老钱”、“玛丽的孩子”和“我看到的人”死了都是个别的例子，而“人都是要死的”是一般的结论。严格地说，这个推理是不符合严格的逻辑的。谁能保证，除了“王老汉”、“小张”、"老钱”、“玛丽的孩子”和“我看到的人"之外，是不是有人不死呢?就算现在的人都会死的，谁知道若干世纪以后人是不是不死的呢?实际上，“我看到的人最后都死了”这个命题是靠不住的，一个人只有亲眼目睹世界上的人死光了，才有资格这么说。
休谟的第一个问题，动摇了经验知识的基础。人无法从以往的经验中得出任何准确的知识，甚至任何结论也得不出来。一个人去年有一天没吃东西饿了，情人节没吃东西饿了，上周二没吃东西饿了，昨天没吃知识与科学东西也饿了……但是，我们不能推断出这个人明天不吃东西会不会饿——这也的确不能从逻辑上得出结论。
休谟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是”和“应当”的。人的一般结论有两种，一种是关于“什么是什么”的，比如说“人是要死的”;一种是“什么应当什么”的，比如说“人不应当杀人”。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道德领域中，“是什么”和"应如何"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抽烟是有害身体健康的，所以，不能抽烟。
但是，休谟发现“是什么”推导不出“应如何",“抽烟是有害身体健康的”推导不出“不能抽烟”。实际上，上面两个推理完整的表达应该是这样：抽烟是有害身体健康的，人应该健康，所以，不能抽烟。可是，“人不应该做不对的事情”、"人应该健康"这两个“应当”还是不能得到证明。
休谟的第二个问题动摇了人类在行为领域的许多知识。即使几个个别的例子——A杀人偿命了、B杀人偿命了、C杀人偿命了、D杀人偿命了和E杀人偿命——得出了肯定的一般结论，杀人是要偿命的，也推导不出人不应该杀人!这样一来，所有的道德教条都是没有逻辑基础的，都是不能被证明的。
休谟问题至少说明了两个道理：除了数学知识以外，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经验知识在内，在逻辑上并不是完全没有破绽的，所以不能迷信知识；不能说不符合逻辑的结论就没有道理，就不是知识，所以不能迷信逻辑。实际上，没有知识和逻辑，人类一样可以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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