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有九条命】

【余光中】

假如我有九条命，就好了。

一条命，就可以专门应付现实的生活。苦命的丹麦王子说过：既有肉身，就注定要承受与生俱来的千般惊扰。现代人最烦的一件事，莫过于办手续，办手续最烦的一面莫过于填表格。表格愈大愈好填，但要整理和保存，却愈小愈方便。表格是机关发的，当然办求其小，于是申请人得在四根牙签就塞满了的细长格子里，填下自己的住址。许多人的地址都是节外生枝，街外有巷，巷中有弄，门牌还有几号之几，不知怎么填得进去。这时填表人真希望自己是神，能把须弥纳入芥子。或者只要在格中填上两个字："天堂"。一张表填完了，又来一张，上面还有密密麻麻的各条说明，必须皱眉细阅。至少照片、印章，以及各种证件的号码，更是缺一不可。于是，半条命已去了，剩下的半条勉强可以用来回信和开会，假如你找得到相关的来信，受得了邻座的烟熏。

一条命，有心留在台北的老宅，陪伴父亲和岳母。父亲年逾九十，右眼失明，左眼不清。他原是最外向好动的人，喜欢与乡亲契阔谈宴，现在却坐困在半昧不明的寂寞的世界里，也不得门，只得追忆冥隔了27年的亡妻，怀念分散在外地的子媳和孙子。岳母也已过了80岁，5年前步履不再稳便，却能勉力以蹒跚之身，照顾旁边的朦胧之人。她原是我的姨母，家母亡故以来。她便迁来同住，主持失去了主妇之家的琐务，对我的殷殷照拂，情如半母，使我常常感念天无绝人之路，我失去了母亲，神却再补我一个。

一条命，用来做丈夫和爸爸。世界上大概很少全职的丈夫，男人忙于外务，做这件事不过是兼差。女人做妻子，往往却是专职。女人填表，可以自称"主妇",却从未见过男人自称"主夫"。一个人有好太太，必定是天意，这样的神恩应该细加体会，切勿视为当然。我觉得自己做丈夫比做爸爸要称职一点，原因正是有个好太太。做母亲的既然那么能干而又负责，做父亲的总是在忙别的事情，只是心底默默地怀念着她们。一条命，用来做朋友。中国的"旧男人"做丈夫只是兼职，但做起朋友来却是专任。妻子如果成全丈夫，让他仗义疏财，去做一个漂亮的朋友，"江湖人称小孟尝",便能赢得贤名。这种有友无妻的作风，"新男人"当然不取。

不过新男人也不能遗世独立，不交朋友。要表现得"够朋友",就得有闲、有钱，才能近悦远来。穷忙的人怎敢放手去交游?我不算太穷，却穷于时间，在"够朋友"上面只敢维持低姿态，大半仅是应战。跟身边的朋友打完消耗战，再无余力和远方的朋友隔海越洲，维持庞大的通讯网了。形成近交而不远攻的局面，虽云目光如豆，却也由于鞭长莫及。yulujidi.com

一条命，用来读书。世界上的书太多了，古人的书尚未读通三卷两帙，今人的书又汹涌而来，将人淹没。谁要是能把朋友题赠的大著通通读完，在斯文圈里就称得上圣人了。有人读书，是纵情任情地乱读，只读自己喜欢的书，也能成为名士。有人呢，是苦心孤诣地精读，只读名门正派的书，立志成为通儒。我呢，论狂放不敢做名士，论修养不够做通儒，有点不上不下。要是我不写作，就可以规规矩矩地治学；或者不教书，就可以痛痛快快地读书。假如有一条命专供读书，当然就无所谓了。

书要教的好，也要全力以赴，不能随便。老师考学生，毕竟范围有限，题目有形。学生考老师，往往无限又无形。上课之前要备课，下课之后要阅卷，这一切都发挥"人师"之功，在"教"外施"化"。常言“名师出高徒”,未必尽然。老师太有名了，便忙于外务，席不暇暖，怎能即之也温?倒是有一些老师"博学而无所成名",能经常与学生接触，产生实效。

另一条命应该完全用来写作。台湾作家极少是专业的，大半另有正职。我的正职是教书，幸而所教与所写颇有相通之处，不致于互相排斥。以前在台湾，我日间教英文，夜间写中文，颇能并行不悖。后来在香港，我日间教30年代文学，夜间写80年代文学，也可以各行其是。不过艺术是需要全神投入的工作，没有一位兼职然而认真的艺术家不把艺术放在主位。鲁本斯任荷兰驻西班牙大使，每天下午在御花园里作画。一位侍臣从园中走过，说道："哟!外交家有时也画几张画消遣呢。"鲁本斯答道："错了。艺术家有时为了消遣，也学点外交。”陆游诗云："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空回英慨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向令天开太守业，马周遇合非公谁?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陆游认为杜甫之才应立功，而不应仅仅立言，看法和鲁本斯正好相反。我赞成鲁本斯的看法，认为立言已足自豪。鲁本斯所以传后，是由于他的艺术，不是他的外交。

一条命，专门用来旅行。我认为没有人不喜欢到处去看看：多看他人，多阅他乡，不但可以认识世界，亦可以认识自己。有人旅行是乘豪华邮轮，谢灵运再世大概也会如此。有人背负行囊，翻山越岭。有人骑自行车环游天下。这些都令我羡慕。我所优为的，却是驾车长征，去看天涯海角。我的太太比我更爱旅行，所以夫妻俩正好互作旅伴，这一点只怕徐霞客也要艳羡。不过徐霞客是大旅行家，大探险家，我们，只是浅游而已。

最后还剩一条命，用来从从容容地过日子，看花开花谢，人往人来，并不特别要追求什么，也不被“截止日期”所追迫。

是大自然无限的生命力，给了我新的勇气和力量。个人的不幸比起大自然的永生算得什么呢?个人的不幸算什么谌容“我曾经是一个天真的女孩子，一个热爱生活的共青团员。我曾经站在柜台里卖过书，坐在编辑部里拆阅过读者来信。我曾经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调干大学生，我曾经在中央的大机关里当过音乐编辑，做过俄文翻译。美好的生活对我来说刚刚开始。

然而不幸，我晕倒在打字机旁，被人抬到救护车里。一次又一次，间隔越来越短，不能承担工作的担子了。于是，我被机关精简了。

对于这样的对待，我没有说一句多余的话，没有哀求，没有走后门。办完简单的调离手续，我从大机关来到中学校。

一次又一次，我仍然晕倒在讲台上。我成了到处不受欢迎的人。别人休病假，需要医生证明。我却相反，只有医生开出证明才能安排工作。可是，没有一个医生能够证明我不会再晕倒了。

于是，我开始了漫长的病榻生涯。

那似乎是一种不治之症：死过去又活过来。死过去时一无所知，活过来时却又异常清醒。精神需要寄托，心灵渴望工作。不争气的身体，好强的心，斗争着，矛盾着。我总要做一点事情呀!

我集邮。四方形的、长方形的、三角形的，各种各样的邮票，曾给我那寂寞的日子带来多么微弱的乐趣啊!

我习画。宣纸上的游虾，水墨丹青中的情趣，何能减少半点心中的愁苦?我看戏。话剧、京戏、昆曲、评弹、川戏，什么都看。可是，我只能两小时生活在剧情里，暂时忘却了自己，而走出剧场，等待着我的仍然是病魔。

我跳舞。我操持家务。当然，我也读书。感谢那时的空闲，我读了那么多书。外国的和中国的，古典的和现代的，吞噬的真不少。对书的贪恋，还是从儿时就有癖好。但，细细的咀嚼和品味，却是在这时。这，大概也就无形中肥沃了我后来自己写书的土壤。

不记得自己以前写过什么东西。病中无事，记过日记，搞过翻译，也写过小说。好像是写大学生活的。写了两章，自己觉得索然无味，也就付之一炬了。不过，这试验倒给我那黑暗的日子带来一点亮光。病体不能坚持八小时上班，有一小时的健康还不能写点什么?写什么呢?我不屑为自己的病痛呻吟。天地对我来说是这般的狭小，我不能坐在屋子里编造种种人间的故事。我觉得自己对社会生活缺乏足够的了解。对人，各种各样的人，知道得太少。我应该想办法到社会中去，到生活中去，进一次高尔基的大学。

感谢那些好心的朋友们，帮我找到了一个去处，让我在吕梁山下一个小小的村子里安身。

第一次和农民们朝夕相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民们是那样的纯朴，那样的真诚，他们不追寻我的苦痛，不盘查我的遭遇，不打听我的不幸。在这里，我得到了灵魂的憩息。大城市住久了，好像太阳、月亮都看不见。一到农村，才感到初升的太阳是那么瑰丽，夜空中的明月是那么皎洁。也才感到天地的广阔，生活的活力。乡间的小路是那么宁静，田野的空气是那么新鲜。一切都是蓬蓬勃勃的、强健的、有力的。

是纯朴的乡亲们医治了我心灵的创伤，把我的精神从绝境中拯救出来。是春种秋收，循环不已的田间作物，给了我生活的希望和追求。是大自然无限的生命力，给了我新的勇气和力量。个人的不幸比起大自然的永生算得什么呢?生活的海洋是那样广阔，那样深邃，那样神秘。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波涛汹涌。我在这大海中遨游，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从农民到社队干部，从看林人到地、县委书记。他们的欢欣和忧虑，他们的成功和失败，都倾泻到我的心田。我觉得自己充实起来，田间轻微的劳动也帮助我恢复着健康。一种新的力量在我血液中奔流，触发了那沉睡在我心的深处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开始写了……究竟是把敌人变成人，还是把人变成敌人，这里体现了人类灵魂走向的两种可能性：一种走向通往天使，一种走向通往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