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 可恶的生日一个接着一个】

【79 可恶的生日一个接着一个】

某人对我说：“昨天我看到你在庆祝生日。"。

“没有，”我很没礼貌地答道，“昨天我只是过了一个生日。没什么值得庆祝的。"。

我说的是实话。我从不庆祝生日。我讨厌生日。

很难界定一个人在几岁时达到顶峰，并开始走下坡路。一个人在体能上达到顶峰，然后开始下滑的时间比在智能上达到顶峰的时间要早得多。至少，这是我这种年纪的人的观点，因为在所有人都能看出我们体能下降的时候，他们还不容易看出我们智能的下降。

我已经80多岁了，我常常估测自己现在的智力水平，并拿它和我20岁、50岁和60岁时的智力水平比较。我并没有发现它有所减退，尽管我也明白，如果我的智力真的已经减退，那么我将会是最后一个知道此事的人。或许有一些迹象表明我的智力已经在减退，但我否定了这种可能。我并不否认我的记忆力有轻微的下降，但我不会为偶尔的健忘烦恼。我的生活总是很充实，而我也就需要记住很多事情。

我那么渴望找寻自己还没有和时代脱节的证据，就是我渐渐变老的最有力证据。我对报纸上有关94岁科学家、小说家和马拉松选手获得成功的报道津津乐道。从前看橄榄球的时候，我总是为34岁的奥迪斯·安德森加油喝彩，因为那时候他是联赛中年龄最大的后卫。

经常会有一些赞同智慧是随年龄增长而增长的说法，但是你可以打赌这些流言不是由年轻人说出来的。80岁的人和20岁的人是截然不同的。而比较他们之间的智力水平就和比较贝布·路斯(Babe Ruth,美国著名男棒球运动员。——译者注)和山·索萨(Sammy Sosa,美国著名女垒球运动员。--—译者注)的本垒打水平一样荒唐。如果年轻人做算术题的速度更快，老年人可以说他们更能理解算术的本质。在我这个年纪，我认为老年人是对的。老年人不应该让年轻人把世界全都拿走。

回想起我25岁时有多么愚蠢，我就感到非常满足。每次我这样回想的时候，我就为自己不再那么愚蠢而感到高兴。要是我能再活80年，可以肯定当我回忆起2003年的情形时，我会惊讶自己现在的愚蠢程度。

如果要说在我变老的过程中有什么让我烦恼的，就是我在政治和社会主张上已经变得越来越保守。比起保守人士来，我更欣赏开明人士。因此当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赞同一些我从前不会赞同的保守人士的观点时，我就开始担心了。

过生日并不是什么好事，而真正的朋友就应该把它忽略。某些广播电台和晨间电视新闻宣布了我的生日，或许是我过于敏感，但我注意到他们在宣布这则消息的时候带着幸灾乐祸的口气。你极少听到他们在节目中提到一个比他们年轻的人的生日。

有一种十分有趣的说法，说变老是一种任何人都无法改正的缺点。不论在体力上还是在脑力上，我都不觉得自己已经变得虚弱。随着年龄增大，我唯一不愿承认的就是，从统计数据的角度来看，我确实比70岁、60岁或12岁的人离死亡更近。

读高中的时候，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的诗句曾让我激动不已：我只知道夏日曾在我心中歌唱但转瞬即逝，我的心已不再欢畅。

这诗句已不再令我激动，只是让我作呕。请原谅我这么说，埃德娜，这段时间以来，我觉得你的诗句不过是些装腔作势的胡说八道。生命——不论春、夏、秋、冬——都一如既往地在向我歌唱，而我讨厌生日，是因为我不想让生命的乐章停止演奏。

【航空公司】

人们怎么会想要外出旅行呢?我对此大惑不解。外出旅行实在太痛苦，因此呆在原地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坐飞机曾一度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它能在短短几个小时内把你从一个世界带到另一个世界，但这种乐趣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需要咬着牙才能坚持到底的折磨。恐怖分子、航空公司和政府联合起来毁了这一神奇的乐趣。

我忽然在某天空闲的时候想到，我这辈子可能去不了澳大利亚了。这可太糟糕了。我是很想去的，但我无法想象怎样度过21个小时的飞行时间。那就像整整一个星期被关在沙漠上的老虎笼子里一样难受，不时还有空姐走来问你她是否能为你提供让你的旅行更加舒适的服务。现在飞机上服务员的数量是远远不够的，她们最多只能顾及四分之一乘客的需要。即使这样，她们还不时告诉乘客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召唤她们。可有经验的乘客都知道，“随时召唤”忙得不可开交的空姐是徒劳的。

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像提供旅行服务这样有很大市场需求的行业都会不景气。不管是航空公司还是铁路公司都濒临破产。

多年来，航空公司的服务都差得令人恼怒，而美国的铁路发展也几乎落后于欧洲和日本的铁路服务。我们理应会对此感到生气。但现在，我们只能为航空公司感到惋惜。他们成了某些他们无法控制的事件的受害者。

在我年轻还没钱的时候，我常常坐汽车旅行。那时候汽车站就是廉价简陋的代名词。相比之下，机场却总是显得豪华高档。那儿卖的旅游纪念品和食品都比汽车站贵，厕所也更干净，但到机场的主要目的——等候飞机这件事，现在已经变得和那时候在汽车站等候汽车一样不愉快。

检票人员总是忙得不可开交，而排队检票的地方又总是人山人海，以至于即使是搭乘一班短途的普通航线，都需要提前两小时到机场，才能在检票队伍里站个好位置。检票窗口前的长队可不是恐怖分子的杰作，而是航空公司经济不景气的后果。他们雇用的检票人员越来越少，在等候检票、领取登机牌的时候排上一个半小时的队，还得不停挪动在地上的行李已成了家常便饭。如果你对此有任何抱怨，航空公司的回答都是“我们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

尽管每次都要出示带相片的身份证，都要对检票人员“是否有人在你的行李箱里放过任何东西”这样的问题说“没有”,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阻挡一个恐怖分子炸毁飞机。其实，什么都无法阻挡他们，除非你对此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否则你就只能足不出户。

在政治上，我可以成为右翼保守分子，也可以是左翼开明人士。但当我想到航空业的时候，我就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政府应该垄断电话、铁路、能源和航空等产业的经营。

坐飞机旅行之所以变成一种不快，完全是因为航空公司经营不善。航班晚点是因为没有准时起飞，编造准点报告成了航空公司的惯例。在这些记录上，所谓的出发时间是指飞机关闭舱门的时间，而不是经常要拖到一小时以后的起飞时间。到达时间则是轮子着地那一刻的时间，而不是飞机行驶至登机口打开舱门的时间。

航空公司常常用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取消航班。最常见的就是“飞机需要检修。我们是为您的安全着想”。可我怀疑他们取消这样的航班往往是因为卖出的票还不足以支付运行成本。面对“飞机需要检修”这样的理由，乘客们还能说什么呢。

允许带上飞机的行李实在太多了。如果一架飞机能容纳200人，那么就会有30个人在过道里堵上好几分钟，就为了把他们的垃圾塞到头顶上已经塞满的柜子里。我觉得他们一定是在制造客机的时候，就在上面设计了满满的行李柜，因为我从未发现它们有任何空隙。

如果航空公司不减少允许乘客随身携带的行李，就必须给飞机上方的行李柜发明一种传送带系统。

每当飞行即将结束的时候，乘务员对乘客的致词中总有一句十分可气的话——“感谢您乘坐此次航班”。显然说这话的空姐并没有意识到，她的这次航班就是唯一飞到你想要去的那个城市的航班。

航空公司的雇员总是和蔼可亲、干事麻利。在应付充满敌意而且几乎总是怒气冲冲的顾客时，他们自始至终都保持镇定。检票人员和机组人员并不是民航业的问题所在。

尽管我对民航业及其出现的问题一无所知，我却看到他们会犯一些我都不会犯的小错误。因此，我开始怀疑他们在处理大问题上是否也这么愚蠢。在一趟我经常搭乘的航班上，他们很自豪地给乘客供应“热坚果”。正当我被绑在自己的座位上，在花了一大笔钱买了飞机票以后津津有味地被迫听着飞机广播系统中播放的广告时，一个空姐给我拿来了“热坚果”。这家航空公司的食品开发人员是怎么想出热坚果这个主意的呢。

这些坚果并不是很热，吃起来更像是已经受了潮，用微波炉热过的坚果总会失去让它们吃起来很美味的脆性。难道航空公司把坚果弄软也是为我们的安全着想吗。

【飞机上的丰盛晚餐】

没有比做记者更有意思、更能得到满足感的事了。追踪事实是一项虽不容易，但极其令人着迷的工作。每条信息都相互关联，只要找到一条，你就能发现另一条。当你从各种不同的来源搜集到整个事件一点一滴的情况时，真相也就逐渐浮现到你眼前。记者感兴趣的并不一定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几年前我就调查过一件和饼干有关的事。

很容易忘记甚至在恐怖分子打民用航班的主意之前，航空公司就已经不景气了。

几年前他们就已经很抠门了。因此，他们也干方百计在乘客身上节省费用。在一次从纽约飞往辛辛那提的德耳塔航班上，空姐递给我一杯咖啡和一小包神秘的东西。那东西的包装非常严实，以至于在我打开它的时候我们大概已经飞行了175英里。我用指甲划过，又用锋利的铅笔尖戳过，最终才用牙齿咬掉了包装的一角，打开了一个大到足够让我撕开整个包装的缺口。

里面是一块饼干，长度是一根口香糖的三分之二，厚度是口香糖的2倍，也许是3倍，包装上印着净重为十六分之三盎司。你知道一盎司有多重吗?这饼干的重量还不到一盎司的四分之一。这可算不上一顿丰盛的早餐。德耳塔可不提供炒鸡蛋、烤面包和熏肉，甚至没有煎饼和带枫糖汁的腊肠。他们只是给了我这块饼干，并告知“如有任何事需要帮助，请随时通知我们的乘务员"。要真是这样，乘务员们一路上可能都得把时间用于帮助乘客打开饼干袋子了。

我吃了那块小饼干，味道还不错。但令我感到迷惑的是，那么多看起来成分相似的食品，吃起来的味道却可以如此不同。几乎所有这类东西里都含有“不完全氢化植物油”。与此同时，包装纸上还印着“纯天然食品”。我想一个东西是否“天然”可能取决于你对天然的定义。但在我看来，氢化植物油不像是天然的东西。

我继续读着饼干小塑料包装袋上的文字。 “含焦糖”(caramelised)一词说明这不是美国公司的产品，因为我们通常在这个词中用字母z,而不是s(caramelized)。

饼干的代理商是旧金山一家叫“美食中心”的公司，但是，啊哈!“比利时制造”。这就是出现“s”的原因。比利时用的是英式英语的拼法。

装饼干的塑料袋虽小，上面印的字倒不少。其中印得最大的几个字是“如需购买我们的曲奇和饼干，请致电18004222924”。

毫无疑问，记者都是天生喜欢质疑的人。正是质疑的天性才使他们写出许多优秀的新闻报道。我就是一个具有质疑天性的人。我怀疑德耳塔公司没有为他们提供的这顿十六分之三盎司重的早餐花一分钱。我怀疑为了提高“莲花”这一品牌的知名度，这个负责经销比利时莲花公司产品的美食中心公司免费给德耳塔提供了这种分发给乘客的饼干。

可惜，记者质疑的天性并不一定总能得到回报。我的猜疑是错误的，我应该向德耳塔公司道歉。现在让我来告诉你我发现了什么。

我打了那个800电话，接电话的是乔伊斯。她告诉我一盒200块装的饼干的售价是18.95美元。我问如果我买1000盒，那么价格是多少。乔伊斯显然吃了一惊，并说她不处理批发业务，我必须找他们的销售经理盖瑞谈这件事。

盖瑞说话很和善。我问他1000盒像我在德耳塔航班早餐上吃到的那种饼干怎么卖。每盒这种200块装的饼干大约重3磅，他说，因此1000盒这样的饼干就相当重了。他告诉我他可以用一盒9.90美元的价格卖给我。

其实盖瑞算错了。十六分之三盎司乘以200得到的重量是将近2.5磅，因此他一定是算上了包装的重量。

最后我决定向盖瑞证实我的猜疑，即这种饼干是一种推销手段。“你们是免费给德耳塔航空公司这些饼干的吗?”我问道。“不是，”盖瑞说，“他们是出钱买的。”这就是发生的一切。德耳塔以每盒9.90美元的价格买了这些饼干。一盒是200块，因此每块饼干的价格不足5美分。请接受我的道歉，德耳塔航空公司。我作为一个记者这样对待你是不公正的。我以为你们给我的那顿早餐是白拿的，但现在我知道你们为此还花了将近5个美分。在此我想说，我真的很抱歉，也真的，很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