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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过分的乐观主义，有一个更常见的例子，就是每天早上起床这件事。就寝时间往往充斥着关于第二天早上的承诺，例如，我们计划起得早一些，好去锻炼。那种意图建立在一种真正的欲望和一种对我们有某种价值的期盼上，例如改善健康和适应力。但是，除了能准时早起的百灵鸟，第二天的状况总是与我们期待的不同。到了第二天早上，那个在前一天晚上决定要早起的人消失了。到早上7:00,我们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被睡意和待在床上的严格的享乐主义愉悦征服了。
身份的轮廓模糊不清。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不同环境下表现出差异性甚至相反特性的身份的结合体。可以划分为两种：一种是享乐主义的、大胆的，无视风险和将来后果的(乐观主义者);另一种则考虑那些风险和后果(悲观主义者)。这种动态在两种十分不同的情况下尤其显著，一种是精神病学、神经病学病态，另一种是青少年时期。
无视风险的倾向随着边缘系统中的伏隔核的激活而增长。伏隔核与对享乐主义愉悦的认知对应。在麻省理工学院，丹·艾瑞里(DanAriely)做了一项令其同事大跌眼镜的实验。他用详细的数据精确研究了人们在性唤醒时的愉悦感。他发现，人们越激动，越易于做一些他们在相反情况下认为是出轨的、不可接受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当然包括承担在没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和陌生人做爱的风险。yulujidi.com
青少年时期我们过度乐观、到处惹麻烦。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就像身体的发育那样，大脑的发育也不均匀。一些大脑结构发育得非常迅速，在人生的最初几年就成熟了，而当我们10多岁时，其他大脑结构仍不成熟。有一种流行的神经科学说法是，由于额叶皮质尚不成熟，青少年时期非常危险。额叶皮质的作用是评估未来的后果，协调、抑制冲动。然而，额叶皮质中的控制结构后来的发育无法完全解释在青少年时期被记录的风险巅峰倾向。实际上，小孩子的额叶皮质更不成熟，但他们遭遇的风险要小一些。青少年时期的特点是，额叶皮质发育相对不成熟，结果造成抑制或控制特定冲动的能力不成熟，而伏隔核的发育则比较统一。
在一个发育超过其自控力的身体里，青春岁月幼稚的笨拙可以被视为青少年时期大脑结构的一种反映。明白了这一点，并把我们人生这一时期的唯一性考虑在内，能够帮助我们移情并且更有效地投入和青少年的对话。
这种对大脑结构的理解也与做公共决定有关。举个例子，围绕着是否应该允许青少年投票，很多国家存在争论。如果重视对青少年时期推理的发展并对做决定的过程进行透彻了解，那么这些争论将会从中获得启发。
瓦莱里娅·雷勒(Valeria Reyne)和弗兰克·法利(Frank Farley)就青少年做决定中的风险、合理性所做的工作显示，即使是在他们还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冲动时，在理性思考方面，在智力上，青少年和成年人已经没有差别。也就是说，尽管处在情绪饱满的状态中，为了控制冲动，他们需要付出超过成年人的努力，但他们有能力做出事关未来的明智决定。
但是，不需要生物学家的提醒我们也知道，我们在理性和冲动之间来回转换；即使我们青春不再，我们的冲动性也会在激动的状态下显现。奥德修斯(Odysseus)和塞壬(Sirens)的神话体现了这一点。就构成了我们身份的组合而言，这个神话也许赋予了我们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当奥德修斯在返回家乡伊萨卡的航行中被拦截时，他让水手把自己绑在船的桅杆上，以抵挡诱惑，不跟着塞壬唱歌。奥德修斯知道，在激动的状态下，那种渴望将会令人难以抗拒19,但他并没有取消他的航行，而是决定和自己约定，把理想的自我和预料之中冲动的自我捆绑在一起。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类似情况通常要平凡得多。对很多人来说，手机铃声简直就是当代版塞壬的歌，令人无法忽视。甚至明知道开车时回短信存在风险，且内容无关紧要，我们还会这么做。无视开车时使用手机的诱惑好像是困难的，但如果我们把它们放在车的后备厢或其他够不着的地方，我们就能像奥德修斯那样，迫使我们用理性思考控制自己的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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