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

我们当然不能改变天气，但是我们可以做出决定，改变我们的处境。做出决定的人，就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人。

对于"恐惧的我"与"勇气的我"这个问题，美国实业家亨利•福特做过十分贴切的评述："一个我说，他能；另一个我说，他不能——两个我都有道理。"他的意思是指，那个说他能够的我(我把他称为积极主动的人)不能容忍自己想象自己没有才能，不对那些将来可能发生的负面事件做出让步，他战胜自己的"想象恐惧”,用更大的勇气对付他的恐惧，因为他知道，没有勇气就没有积极的行动，就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继续向前。

积极主动的人没有耐心，渴望体验未知的幸福，他知道，幸福就在接受挑战之中。一方面，他感觉到恐惧，恐惧警告他，事情可能会不顺利；另一方面，他相信自己的勇气，勇气鼓励他说，做出决定吧!

与积极主动的人相反，许多消极被动的人无力做出决定。这样，他们既不接受又不拒绝自己不幸福的状态，因为"省事",因为他们已经熟悉那种状态了，所以他们停留在那不幸福之中。他们不做出决定，然后又为自己生命中没有变化而感到难受。这些人大多对自己现有的生活心怀不满，希望拥有一个幸福的生命，但是他们没有勇气做出决定，只是抱怨自己的不幸。抱怨、牢骚非常容易，因为它们不要求人做出决定。

那些做出决定、承担责任的人，反而无可抱怨。他们回答生命向他们提出的问题，给予肯定或者否定的答案：“是的，我独自一人攀登艾格峰北壁”、"不，我不再爱你了",如此等等。12岁那年，我被雷雨困在霍卡雷克，坐在松树下面，全身湿透，恐惧害怕，情况只能越来越糟。我说，不，我不能继续停留在松树下面；我说，对的，我要离开松树给我提供的相对安全，到它之外风雨交加的不安稳的世界尝试运气，改变我的现状。我希望走出去以后可以找到路，会好受一些。虽然当时我只有12岁，我也知道，离开松树也不一定会很顺利，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这样做要比僵坐在松树下面好得多，停留时间越长，就越不好动。

我在霍卡雷克遭遇雷雨的经历很能说明积极主动和消极被动之间的区别。我没有做出决定选择雷雨，但雷雨是登山的人必须估计到的风险。就像人生变化无常一样，雷雨也无法预测，经常登山的人常常要碰到雷雨。我没有停留在山上碰到的第一场雷雨里，也没有顾影自怜，我做出决定，冲出“不幸”,在新的、未知的情况中寻找并找到更好的出路。我做出的决定引发了一个行动，结束了我“痛苦”的静止状态，让我的生命重新开始流动。据我所知，中文“决定”这个词里的“决”这个字有“切断、疏通”的意思，我亲身经历的这个例子非常形象地解释了中文“决定”这个词的意义。yulujidi.com

谈到“决定”这个题目，我们常常会面临时间和风险这两个问题。我们会问：什么时候应该做出决定?做出决定会有什么样的风险?譬如，我们可以问：我应该现在走出松树的庇荫、寻找下山的路呢，还是再等待、希望天气在某一个时候变好?我坐在松树下面危险更大呢，还是出去、走向未知之中更加危险?做出决定的时间和风险，这是两个永远无法讨论完结的问题。

关于做出决定的时间问题，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和规则，其原因有三：第一，我们做出的决定是否正确，这个只有在做出决定以后才能知道。第二，我们面临挑战的方式和紧迫程度不同，所以决定的时间长短不同。在垂直的岩壁和冰壁上，我没有很多时间，必须立即做出决定。如果一个人要更换职业或者公司，那么他可以拿出更多的时间来做出决定。第三，我们每个人的性格不同，决定的快慢当然不同。有的人没有耐心，充满活力，愿意冒险，这种类型的人会犯很多错误，但也往往不害怕自己犯错误。有的人生来小心翼翼，总想做对一切事情。至于我们是哪种类型的人，这个由不得我们自己挑选。

不论是哪种情况，我们都应该做出决定。决定让人的头脑变得清楚明白，中文“决定”一词的第二个字“定”有“固定”的意思，一个“固定”、“清楚”的东西可以为我们提供依靠。在决定之前，一切都模糊不清，例如，在我写作的时候，下一个想法一直模糊地浮现在我的头脑，我要做出一个小小的没有"风险"的决定，用一句话把它写下并准确地表达出来。这个句子只是一本书里成千上万个句子中的一个，只有写下这个句子，我才能知道，这个句子是否“合适”,是否准确地表达了我的思想。只有在做出决定之后，我才能够作出判断，并纠正可能出现的错误。

做出决定以后，情况清楚明晰，我的感觉也好多了。摸清情况，这比滞留在疑惑和未知的状态之中要好。过长时间的等待让人不安并吞噬人的力量，这本身又是一个危险。

关于做出决定的风险问题，我认为，预测评估风险、权衡利弊，这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世界上永远没有100%的安全。等待的时间越长，人的想象就越多。“我和我，哪一个我更强”,这种内心的斗争可以无限地进行下去，这是理论上的斗争，然而事实上只有通过做出决定、采取行动，我们才能回答“哪一个我更强"这个问题。我们只能相对控制"想象恐惧”,"想象恐惧"并不能给予我们安全，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讲到。我们只有有控制地迈出每一小步，才能找到安全。我们只有行动，才能找到安全。在行动之中，人是主人，不是“想象恐惧”的奴隶。

我常常经历大大小小的风险，我发现我得到了回报。如果我在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做新的事情，我就会更加清醒、更加兴奋、更加愿意付出努力，我就可以更好地完成我的任务、更好地应对不可预测的事情。如果不做出决定，消极被动，这是更大的危险。向前生活、做出决定、敢于冒险，这永远精彩无比，未知不定、模棱两可的状态则不会给人带来快乐。

人不可能同时处于停滞(似乎“安全”)和发展(与不安全有关)这两种状态。德语中“决定”这个词非常贴切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个词的前缀意为“脱离”,词干意为“分开”,也就是说，我们在决定之中分离，离开我们熟悉的东西。英语、法语、西班牙语里的"决定"一词来源于拉丁语，其本意为“切断”。通过切断脱离，我们为新的东西创造空间；在这些新的空间里，我们虽然未必总是找到幸福，但是我们可以永远学习和发展。

如果这样理解“决定”,就不会有错误的决定。如果为了保住安全，不做决定，就是错误，因为安全根本就不存在。生命以死亡终结，所以永远有生命的危险。生命最重要的是运动，从不间断，永不静止。古希腊哲学家的名言“一切在流动”清楚地表达了这个思想，我们不能两次跳进同一条河流，这就是说，我们不可能保持现状。如果想要获得充实、满足而有意义的人生，就不能在生命的狂风暴雨之中永远躲避在一个什么松树下面，等待天气变得对我们有利。我们当然不能改变天气，但是我们可以做出决定，改变我们的处境。做出决定的人，就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人。

我们做出决定，有的决定产生积极正面的结果，于是我就做成了一件事情；有的决定带来了不太好的结果，也可以从中学到经验。学习永远是运动和机会，是我变得更好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看，我认为不可能有错误的决定。只有很少的一些决定，我们无法纠正由它们造成的后果。但是，不管怎样，做出决定的人，永远是获胜者。

有些人是极端的安全狂，是消极被动的人，极不愿意承担风险，因为他们害怕"漆黑的夜晚",害怕"大海"。这些人论证说，如果决定带来了特别不好的结果，甚至让人失去生命，那么这个决定不可能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就是：我决定攀登艾格峰北壁，攀壁时坠落山下。对此，我的回答是：第能让人心满意足呢?因为他们毕竟还是孩子，他们懂得的还没有我多，所以，尽管答案很明确，但是他们并不十分响应这个答案；不过他们能够感觉到，如果他们不让父亲出钱买票乘坐缆车，而是自己攀登上山，尽管他们看到的风景相同，但他们站在山顶的愉悦必定要大很多。

我以自己登山的经历和认识教育我的孩子们，但是，如果他们成人以后像我的一个熟人那样生活，我的教育就是失败的。这位熟人比我年长两岁，企业家，非常有名，有影响力、有钱，已经结婚还没有孩子。他工作极多，几乎不在家，他在飞机上度过的时间超过了法律允许飞行人员在空中工作的时间。他喜欢体育运动，这一点我们相同。十年前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住在昂贵地段的一套极大极好的房子里，当时他就说要自己建造一幢房子，因为像他这种身份的人不能住在一个套房里。他花费巨资建造了一幢有1000平方米居住面积的房子，这还不够，刚刚建好，他又在自己喜欢滑雪的山区修建了一幢几乎同样大小的房子，而他在那里已经拥有一幢小一些但很高雅的房子，那幢房子按照一般的标准也已经是很大的了，但是对于他来说，与自己必须拥有的相比，还不足以让人惊叹。这幢大房子还没有修好，他又在海边一个贵得出奇、可以显示身份的地区买下了第三幢与前面两幢一样大小的房子。而这幢海边的别墅，四年之中他一共住了不到四个星期。他有五辆跑车，每有最新型号出来马上更换，因为他有司机开车接送上班，所以这些跑车只有停在车库里。他永远处于与他人和自己的对抗之中，一切以数字为准。以前我们常常见面，现在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因为他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也越来越不知道跟他谈论什么。每次我们会面，他总是先向我讲述他滑雪、长跑、骑车打破了他自己的个人纪录，时间精确到百分之几秒，他告诉我买新车造房子花费了多少钱，他又交了多少税——以交税的数字来显示自己的财富，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讲完这些，他就开始羡慕我美好的生活，羡慕我有很多时间在山里，羡慕我没有他这么紧张和这么多压力，抱怨自己在无聊的会议、在酒店、在飞机上浪费了多少时间，他总是说，"以后"想有更多的时间给自己、给体育运动，也许给孩子。他说，现在还不行，因为他还要用几年时间好好挣钱。因为他已经有很多钱，完全不必继续工作，我就问他为什么，他就向我这个有三个孩子的人解释说，我根本不知道他的生活多么昂贵，他要维持三幢房子，要有八个雇员管理这些房子，还要维持汽车和私人飞机，他和妻子常常举办数百人的大型庆祝活动，支出巨大。他还说，他其实不算有钱，世界上还有比他更富的“真正的有钱人”,他不能就此停步，他还必须达到很多目标，至少在他的领域成为最好的、最成功的、最有钱的。还好，他没有拿俄国那些比他年轻的石油大王作为比较的标准。

所有这一切常常让我惊讶不已，而最让我吃惊的是他向我描述的那些在我看来有些变态的担心和忧虑，这些担心和忧虑驱使着他，让他无法停步。他说，他必须要有更多的钱，以便能“平静”地生活，以便能够去做对他自己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不仅如此，他说他的钱总是受到威胁，他说我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失去一切是多么容易……我的这位熟人是那些被驱赶、被追逐的人的典型代表，他生活在将来，从来没有到达当下，他把适合自己的想做的事情全部推到明天。他以自己的财产表现来定义自己，他认为，财产越多，他的价值越大，他虽然非常聪明，但是他认识不到财产的拥有是永无止境的。在我看来，他好像就是要逃离当下，好像他害怕面对自己，害怕必须在他灵魂的镜子里看到自己。我担心，在这个灵魂的镜子里他可能发现不了太多的自己，我还从来没有听到他说“我想”这个词。

我以自己登山的经历和认识教育我的孩子们，但是，如果他们成人以后变成像我另一个朋友的四个孩子那样的人，我的教育就是失败的。我的这位朋友比前面这位熟人企业家更加有钱，与我的这位朋友相比，这位熟人可以用"贫穷"来形容了。我的朋友有更大的房子、更多的汽车、更大的游艇、更大的飞机。这个家族的家长年近70岁。他是商人，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绩，积累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财产，但是在生活中，他不是与此相配地挺胸抬头、精神放松，他的姿势是弯腰驼背，他每时、每日，也许包括睡觉的时候都在为保住他的财产而担心忧虑。这种担心和忧虑压迫着他，使他猜忌疑虑，他没有朋友，并且觉得到处都有敌人要损害他、夺走他的财产。他曾向我表达他想过另一种生活的渴望，渴望做一些与钱无关的事情，做一些诸如如阅读、绘画这类“没有意义”的事情。他有这些渴望，但是他自己又很难定义和解释这种渴望，而且他也“还”没有时间。他生活的目标就是积攒巨额财产，在外人看来，他以令人钦佩的方式达到了这个目标；但是，与我前面的那位熟人一样，对他来说，钱是永远挣不够的，因为紧盯目标、只以目标为准的人永远不会到达。他从没有时间给他的孩子，他为他们购买物品——这不需要什么时间——来表达对他们的爱，满足他们每一个愿望和要求，常常是他们还没有说出愿望，他就已经满足了他们。他的两个孩子不工作，另外两个接手父亲的业务，不停地工作，以便挣到更多的钱。四个孩子中没有一个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他们不需克服任何困难，因为父亲已经为他们排除了一切阻力，铺平了道路。我看不出来他们是幸福的，这也可以理解，他们的父亲没有充实满足的生活，没有拥有从自我特有本性出发、以现在为基点的生命，所以他们没有榜样，他们也没有经过任何训练，去学习克服阻力。

我与这些熟人和朋友交往，他们一方面被我这样的人吸引，因为我走自己的路、去经历冒险，他们也感觉到我有充实满足的生活，这种生活用钱无法购买；但另一方面，他们看到我所拥有的安稳镇定——那种根植于我内心的安全感，都觉得不太可信，因为他们在自己那里找不到这种安全感——他们是在身外之物里寻找，所以找不到这种安全感。

也许我的这两位熟人和朋友应该向盖茨和巴菲特学习，他们看到了“过多”这个问题，把财产捐给慈善基金会。盖茨和巴菲特的孩子也不会完全落空，但是他们继承的遗产不会成为负担，使他们受到娇惯或妨碍他们寻找自己的路，因为只有走自己的路才能发现幸福和内心满足。

根据我的观察，紧盯目标、只以目标为准的人，他们是被追逐的、被强迫的人，因此，他们也不能听取别人的劝告和咨询，虽然他们内心深处知道，除了钱和物以外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东西，但是他们不能挣脱那些外在的、为了他们自己的“安全”而设置的结构。

我的孩子，我希望他们拥有另一种生命，我要帮助他们发现这样的生命，这是一个与我登山的生命相似的生命；一个他们自己的生命；一个阳光照耀的充满高峰的生命，他们将以自己的力量和勇气登上高峰；一个充满无形梦想的生命，他们将从自我特有本性出发构建梦想、实现梦想，目标、将来和安全在这个生命中只占次要的地位；一个把阻力当作挑战来接受的生命，他们因战胜阻力而变得更加强大；一个富有意义的生命，他们流连于每个瞬间，带着热情全力投入自己的事业。我祝愿他们有一个登山一样的生命，一个充满高低起伏的生命。他们与所有的人一样是如此独特，我希望他们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生命，一个独特的生命，一个符合他们自我独有本性的生命。

我第一次有机会来到中国，是1987年。那一年，我和一名摄影师以及一名记者一起到了北京，参观了长城，还在云南昆明附近奇特的石林和广西桂林攀岩。

近几年，我还多次到过上海、香港、澳门和西藏，认识了今天的新的中国。我在中国接受媒体采访，为大型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做报告。在这个过程中，我初步地了解了当今中国人的思想，许多人对我的关于人的普遍行为的哲学思考很感兴趣，这出乎我的预料。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中国记者提问之深刻，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提出的问题与我已经习惯的西方记者的问题不同，我是一个登山者，但是他们提出的问题更多的是在挑战作为思想者的我，它们涉及意义、满足、恐惧和幸福等重要的人生课题。

国慕尼黑西门子公司，我时常为西门子公司做报告，因此他在十年前就认识了我并了解了我的哲学思想。文平本是文学与语言学研究者，也回中国的大学讲学。在集中精力完成这本书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她是我相得益彰的哲学对话伙伴，她提出了许多尖锐和深刻的问题，使这本书大大增色，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了今天中国人所关心的那些重要的问题。通过剑鸣和文平，我认识了我的出版人——中国发展出版社社长包月阳先生。他出版了这本书，是对我的哲学思想的巨大信任，为此我对他和中国发展出版社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