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故事精选赏析】2

【难忘的小事】

【卜国铉】

卜国铉，现任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学院耳鼻咽喉一头颈外科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科学会常务委员、国务院国家发明奖审查员、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耳鼻咽喉科专题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医学会理事等职。主要著作有《耳鼻咽喉神经外科学》、《鼻眼相关外科学》及中外专科杂志论文50余篇。

1918年9月20日，我出生于河北省易县梁格庄。在保定市读小学和初中时，因年幼贪玩成绩不佳，真正懂得努力学习、发奋图强是从高中时代开始的。那时家里经济困难，付不起学费，只有成绩达到前三名才能取得免费入学的资格。该校名河北省立保定中学校(原名省立第六中学校),教师水平和各项设备较好，数理化都用英文课本，语文以讲古文诗词为主。考试要求严格，成绩公布于众，作为智育分数。德育成绩很重要，是由级任教员(班主任)决定。因他是英语教员，就把英语分数作为德育成绩，并规定每人必须课外写英文日记，与他相遇必须用英语寒喧几句。没想到这样似乎可笑的事对我后来的学习却起到一定影响。

1937年我高中毕业，经全国统考，便到北京投考大学。不料卢沟桥事变爆发，失去家庭，只身流亡，历尽千辛万苦，两年后到了陕西汉中。途中以演话剧为生，不但身受疾病折磨，而且屡遭敌机轰炸和瘟疫的威胁，这才使我认识到医学的重要。1939年在当地报名参加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志愿是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本无充分准备，又加身患疟疾，能否成功毫无把握，只有背水一战，争取好运。没想到我居然在该校录取榜上名列第二。我不禁想起远在天边的高中老师们，若没有他们的严格要求和压力，就没有我这样的的好运气。但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远在重庆，可惜身无寸银不能前往，只得在当地西北医学院借读，待筹足路费，来年再去。西北医学院原是北京平大医学院迁来的，途中损失严重，又加经费不足，设备很差，教室、宿舍等皆由古庙改成。新生宿舍是一座年久失修的破庙，不但没有冬季取暖设备，而且每当雨雪之际室内必须打伞，被褥经常淋湿。伙食仅能勉强果腹，吃到一块豆腐便是难得的佳肴了。然而教师们讲课还是认真负责的。为了积攒去川路费，我每天深夜为学校刻写德文讲义蜡板，并把节省下来的蜡卖给小店，这样不到一年路费便解决了。1940年5月到达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报到，才知道该校制度很严，不承认我在西北医学院的学分，必须再从一年级开始，还要通过编级试验。如果英语成绩属甲等，可以按规定在第六年毕业；若属乙等必须补习一年，推迟毕业；如属丙等则推迟二年毕业。幸亏平日有些素养，我又闯过了编级试验这一关。入学后发现该校有这样一项不合理的规定，即无论一年级人数多少，升到二年级时只限30名，因为在成都的生化实验室只有30个位置。我们入学时人数是50人，要淘汰20名才能符合规定。这种削足适履的做法实在令人气愤，各科考试总是出难题、怪题，名曰选拔有独立思考的优秀生，实为淘汰作准备。同学们向当局据理力争也无济于事。每人只有加倍努力，实验报告当日准时交卷，绘图仔细，字迹工整，不敢稍有疏忽。使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些同学虽然处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之下，却无任何人考试作弊，因为深知舞弊是品德问题，人人都有自觉性。于是有些经济条件好的同学和华侨子弟便自动要求把一年级的课程分为两年读完，有的以健康原因自愿留级一年，有的转到农学院。加上编级试验不得甲等者，真正因主课不及格而被淘汰的人数就减到最低了。同学中没有出现互相排挤、走后门、闹纠纷等现象，因为大家都知道那是可耻的行为，后来据我了解，那些自愿留级的同学们现在大部分已成为国内和国外的知名专家。

学校也有一些教师养成的良好风气，值得借鉴。生理学蔡翘教授为同学安排自学参考文献和论文报告会，并请助教、讲师们参加讨论，引起了同学很大兴趣，效果很好。在这种启发下，同学们自由组成了一些自学讨论小组，学术空气甚为活跃，并且一直坚持下来。1946年我们一部分同学合编了一本英文版的临床手册，名为Handbook for clinicians。我负责编写的是气管切开术，由姜泗长教授审校。实习医生对病人的诊断可以按自己的检查分析得出的见解独立去作，不必照抄住院医师的诊断，这样便时常出现学生的诊断正确，先生反而错误的现象，内科实习时尤其如此。在教学查房和临床讨论会上，同学和住院医师一样都有发表自己见解的机会，而且免不了互相争辩，甚至激烈争吵起来。但是病理诊断揭晓后，大家又都心平气和，互相尊重。这样同学们从争论中能够得到锻炼，学到更深刻的知识，教员们也可互相学习，不会因见解不同、语言的分寸而结下恩怨以致影响工作关系。我认为这点是不该失传的。临床各课大都是用英语讲授，查房皆用英语，毕业时绝大多数同学自然达到英语四会的程度，从来没有到毕业以后再学英语的怪事。我对很多课程都有兴趣，懂得医学是一门完整的科学，不应分为大科和小科，重此轻彼，以致失去各科间的联系性。但在不同时期，因受到教师的启发不同，有时会对某些疾病有着更大的趣味，以致陷了进去而不能自拔，对其他课程下的功夫不够。这是我学习中的缺点。对于毕业论文，我有较高的要求，因为它有纪念性和代表性，若能起到为医学科学添砖加瓦的作用，才不辜负教师们的教导。我曾写了篇《华人骶骨之变异及其与骶麻醉之关系》作为毕业论文，其中记录了测量约300余块中国人骶骨标本各部数据，后来发表于1949年中华医学杂志第三期，被列为首篇，以后还有人来函索取或引用。1946年大学毕业后，我被留在该校药理科任助教。迁回南京后，经周金黄教授介绍，到中央卫生实验院病毒研究室在黄祯祥教授指导下进修一年。1947年随周教授去武昌，任武大医院内科医师兼麻醉科医师，半年后被聘为眼耳鼻喉科住院医师和助教。至此是我学术事业的预备阶段，为以后从事耳鼻咽喉科打下了实践基础。yulujidi.com

1949年武汉解放，1950年调至北京医学院任耳鼻咽喉科主治医师和助教。次年因工作需要调至中国协和医学院任同职，该科有刘瑞华、张庆松、徐荫祥三名教授，皆为我国耳鼻咽喉科学界有名前辈。图书馆设备齐全，当时是我国最高的医学学府。我主动要求作住院总医师工作，24小时在班，负责该科全部急症的抢救，每晚读书直到11点以后才休息，这样坚持了二年，直到1953年被提升为讲师以后才搬回家中居住，在科内作主治医生工作。在该院期间我阅读了不少图书期刊，作了三大本笔记。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我创造了两项技术革新，一是研制了上颌窦手术口衔式固定牵开器，可使三人作的手术由一人或二人完成，该论文发表于1956年中华耳鼻咽喉科杂志第一期；其二是将上颌窦穿刺的可卡因表面麻醉改为1%普鲁卡因黏膜下注射麻醉，减少了操作时间和费用，该论文发表在人民军医杂志。此外在亚洲太平洋会议期间我负责耳鼻咽喉科的外宾医疗工作，遇到很多航空性中耳炎的病例，应人民军医社的邀请，写了一篇航空性中耳炎的文献综述，于1953年发表。那时为培养进修生，教授都用中文讲课，在耳科学中刘瑞华教授遇到了一个不寻常的专业名词Recruitment,他叫我译为合适的中文名，我经过推敲，把它译为重振,不但能适用于耳蜗生理，而且同样也适用于前庭生理，刘教授甚为满意。以后重振一词被国内采纳，列入医学字典，具有历史意义。

1954年我被调整到军委后勤卫生部战伤外科医疗研究组，到沈阳军区某医院颌面外科组任主治医师，研究了战时多发病爆震性耳聋，写了晚期战伤伤员听力的分析一文，发表在1955年人民军医杂志战伤外科专号上卷。并翻译了苏联伟大卫国战国的历史需要，为促进我国教师队伍素质的提高，1987年5月又出版了《教师学》(合著)。中央、天津、吉林三家广播电台，《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天津日报》、《教科信息》等报刊，均报导了《教师学》出版的消息，光明日报和《道德与文明》也发表署名评论文章，一致肯定《教师学》填补了我国教师职业理论研究的空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百科年鉴1989》肯定《教师学》开创了教师学这门新兴的学科,并把本书列为这一新兴学科的代表作。本书1988年被译为朝文版，1992年被译为蒙文版，在国内有较大影响。1987年我被评为副教授(从1985年7月1日开始任职),终于圆了30多年的学者梦。

争医学经验第八卷耳鼻咽喉科部分，于1957年人民军医社出版。1957年参加抗美援朝卫生工作总结，编写了战伤外科耳鼻咽喉部分，为内部资料。

1955年我被调往第一军医大学(1958年集体转业，改名长春医学院、吉林医科大学，现名白求恩医科大学),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任耳鼻咽喉科副教授，1979年晋升为教授。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好比枯木逢春。开始把专业重新搞上去，大力培养师资，先后把主治医师派到国内先进院校进修或参观学习，并请国内外专家到科内讲学，使学术空气又蔚然成风。我开展了翼管神经切断术的新方法治疗血管运动性鼻炎和复发性鼻息肉，用不同的鼻科方法治疗脑脊液鼻漏，用病理学方法找到了耳廓软骨内假性囊肿的命名根据，用声图方法诊断外伤性颈内动脉假性动脉瘤所致鼻扭，研制了便携式喉声仪来评价喉癌切除术的发声效果和电阻抗法测量鼻黏膜血流量。这6个项目的成果都先后发表在中华耳鼻咽喉科杂志；又把鼓索神经切断术治疗20例美尼尔氏病的总结发表在耳鼻咽喉科经纬杂志；强化表面麻醉法行喉显微手术的体会发表在耳鼻咽喉科学报；各种喉癌手术后发声效果比较发表在临床耳鼻咽喉科杂志。1981年在我国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发表了Long Kong-term results of the transsphenoidal approach inremcving in-trasellar tumors,受到世界第12届耳鼻咽喉科学术会议鼻科部主席Surjan博士的邀请，到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会议并宣读论文(因无外汇未去),以后有南斯拉夫卢布尔亚纳内分泌代谢病研究所、美国费城科学信息院、巴西里约热内卢粮尿病内分泌研究所等国外专家来函索取该文复制本。1983年我在该刊又发表了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ereborsinal fluid rninorrhea onrhinologic basis一文，以后收到捷克Banske Bystrica医院Peurken博士来函索取该文复制本。

经过多年的医疗实践和学习，我逐步认识到有一门尚未被人们注意到的鼻神经外科学和鼻眼相关外科学是客观存在的，不过只有国内外散在零星的报道，尚无人把这鼻脑之间的边缘性科学完整系统的写成专著。自1983年以来我开始编写此书，邀请山东医学院樊忠教授撰写耳神经外科部分，合成为《耳鼻咽喉神经外科学》于1992年由吉林科技出版社出版，《鼻眼相关外科学》于1995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这两部书已在全国售我在领导撰写《人生哲学》时，因劳累由高血压引发了一次心梗，1986年在济南险些亡命于他乡。成为学者后许多好心人都劝我不要再拼搏了，我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怀。可是，我知道学者是荣誉更是责任，应以发展社会造福人民为己任。因此，我感到的不是轻松而是肩上那副沉甸甸的担子，怎么能不再拼搏?!我老伴是我抗美援朝时的战友，最理解我的心情，她说：咱们能活着从朝鲜战场凯旋归来，这条命就是捡的，1986年大难不死又捡了一条命，不继续拼搏对不起在朝鲜前线死难的战友，更对不起自己当年参加革命的初衷。保持晚节不改初衷，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是咱们做人的本分。但我忠告你要特别注意健康，不能当拼命四郎(因为《水浒》中有个拼命三郎，而我又排行老四，所以她告诫我不要当拼命四郎)。有了她的支持，子女们也不好再阻拦我了，所以我干的更起劲，又组织撰写出版了《商人学》、《人际关系学》、《婚姻向导一婚姻学研究》、《中华爱国主义新辞书》、《简明国耻辞典》等著作。因此，1993年我被评为教授。由于劳累，1989年我患了严重的糖尿病，1993年底又发作了一次心梗险些丢命。当我被救过来时，老伴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放，她眼睛空并推广到港澳台地区和韩国。我三次东渡去日本和韩国在国际会议上所演讲的内容都在这两本书里。

自1979年至1996年我已培养了10名博士研究生，6名硕士研究生，他们在鼻科学基础、变态反应学和鼻神经外科学方面的毕业论文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有的达到国际水平。在这方面我的体会是：大胆放手，细心指导，互相学习，充实体系。谈到我的风格问题，这是很难自己表白的。几位高龄朋友们曾告诉我说：你有一种不易学到手的风格，可是远看春色近却无，谁也说不具体。还是让我自己交待。经过往事的回忆，从客观到主观说，我认为自己一生从青少年开始总是遇到连续不断的困难、波折和阻力，它们磨炼着我，在头脑里逐步产生了一点点难以描述的耐性、韧性和弹性，培养我具有一种信心和乐观情绪。换言之，在我头脑里形成了对阻力的抗体，这种慢反应维持着我的生活和工作，而且还表现在我的治学态度上。例如在解放之初，1949年我遇到扭秧歌被大鼓震聋的病人，想研究而无条件；1963年我调查了戏剧乐队演奏员听力损失的发生率，想去研究，但又被当时某位领导认为偏离工农兵的科研方向，受到全院点名批判，压下去了。虽然研究暂时告吹，于是1986年随着全国的大好形势和政策的转变，我又搞起这项研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终于从机制中找到预防方法，在全国耳鼻咽喉科学术交流会上作了大会发言，受到与会学者、健康报记者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视和宣传。1987年发表于中华耳鼻咽喉科杂志，成为一项创新性科研成果。如果当时没有耐性、韧性和弹性，没有阻力的抗体，失去了信心，那就会被困难阻力所吞没。

最后，我以一句古代名言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来结束我小小往事的回忆。这也算是我对后辈学子的殷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