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格言故事节选】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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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良好风气，值得借鉴。生理学蔡翘教授为同学安排自学参考文献和论文报告会，并请助教、讲师们参加讨论，引起了同学很大兴趣，效果很好。在这种启发下，同学们自由组成了一些自学讨论小组，学术空气甚为活跃，并且一直坚持下来。1946年我们一部分同学合编了一本英文版的临床手册，名为Hndbook for clinicins。我负责编写的是气管切开术，由姜泗长教授审校。实习医生对病人的诊断可以按自己的检查分析得出的见解独立去作，不必照抄住院医师的诊断，这样便时常出现学生的诊断正确，先生反而错误的现象，内科实习时尤其如此。在教学查房和临床讨论会上，同学和住院医师一样都有发表自己见解的机会，而且免不了互相争辩，甚至激烈争吵起来。但是病理诊断揭晓后，大家又都心平气和，互相尊重。这样同学们从争论中能够得到锻炼，学到更深刻的知识，教员们也可互相学习，不会因见解不同、语言的分寸而结下恩怨以致影响工作关系。我认为这点是不该失传的。临床各课大都是用英语讲授，查房皆用英语，毕业时绝大多数同学自然达到英语四会的程度，从来没有到毕业以后再学英语的怪事。我对很多课程都有兴趣，懂得医学是一门完整的科学，不应分为大科和小科，重此轻彼，以致失去各科间的联系性。但在不同时期，因受到教师的启发不同，有时会对某些疾病有着更大的趣味，以致陷了进去而不能自拔，对其他课程下的功夫不够。这是我学习中的缺点。对于毕业论文，我有较高的要求，因为它有纪念性和代表性，若能起到为医学科学添砖加瓦的作用，才不辜负教师们的教导。我曾写了篇《华人骶骨之变异及其与骶麻醉之关系》作为毕业论文，其中记录了测量约300余块中国人骶骨标本各部数据，后来发表于1949年中华医学杂志第三期，被列为首篇，以后还有人来函索取或引用。1946年大学毕业后，我被留在该校药理科任助教。迁回南京后，经周金黄教授介绍，到中央卫生实验院病毒研究室在黄祯祥教授指导下进修一年。1947年随周教授去武昌，任武大医院内科医师兼麻醉科医师，半年后被聘为眼耳鼻喉科住院医师和助教。至此是我学术事业的预备阶段，为以后从事耳鼻咽喉科打下了实践基础。
1949年武汉解放，1950年调至北京医学院任耳鼻咽喉科主治医师和助教。次年因工作需要调至中国协和医学院任同职，该科有刘瑞华、张庆松、徐荫祥三名教授，皆为我国耳鼻咽喉科学界有名前辈。图书馆设备齐全，当时是我国最高的医学学府。我主动要求作住院总医师工作，24小时在班，负责该科全部急症的抢救，每晚读书直到11点以后才休息，这样坚持了二年，直到1953年被提升为讲师以后才搬回家中居住，在科内作主治医生工作。在该院期间我阅读了不少图书期刊，作了三大本笔记。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我创造了两项技术革新，一是研制了上颌窦手术口衔式固定牵开器，可使三人作的手术由一人或二人完成，该论文发表于1956年中华耳鼻咽喉科杂志第一期；其二是将上颌窦穿刺的可卡因表面麻醉改为1%普鲁卡因黏膜下注射麻醉，减少了操作时间和费用，该论文发表在人民军医杂志。此外在亚洲太平洋会议期间我负责耳鼻咽喉科的外宾医疗工作，遇到很多航空性中耳炎的病例，应人民军医社的邀请，写了一篇航空性中耳炎的文献综述，于1953年发表。那时为培养进修生，教授都用中文讲课，在耳科学中刘瑞华教授遇到了一个不寻常的专业名词“Recruitment”,他叫我译为合适的中文名，我经过推敲，把它译为"重振",不但能适用于耳蜗生理，而且同样也适用于前庭生理，刘教授甚为满意。以后“重振”一词被国内采纳，列入医学字典，具有历史意义。
1954年我被调整到军委后勤卫生部战伤外科医疗研究组，到沈阳军区某医院颌面外科组任主治医师，研究了战时多发病爆震性耳聋，写了晚期战伤伤员听力的分析一文，发表在1955年人民军医杂志战伤外科专号上卷。并翻译了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医学经验第八卷耳鼻咽喉科部分，于1957年人民军医社出版。1957年参加抗美援朝卫生工作总结，编写了战伤外科耳鼻咽喉部分，为内部资料。
1955年我被调往第一军医大学(1958年集体转业，改名长春医学院、吉林医科大学，现名白求恩医科大学),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任耳鼻咽喉科副教授，1979年晋升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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