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和愉悦】1

我生长在一个天主教的世界，孩子一般在8岁时接受洗礼，12岁时还有一个坚信礼仪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督教仪式。孩子在受坚信礼时一般可以得到一只表作为礼物。我当时告诉父母，我不需要手表，因为表对我没有什么用处。一次，我陪妈妈去萨尔茨堡的珠宝店取东西，我对珠宝不感兴趣，因此站在店外等待，无聊地观望着珠宝店的橱窗，无意中发现一只手表，一下子非常喜欢。那是一只很薄的简洁优雅的手表，金色的边饰配着白色的表盘。我告诉了妈妈，珠宝商就把表放在一个铺着绿色绒布的精美托盘上拿给我们看。这是一只非常昂贵的瑞士百达翡丽手表，手表的牌子我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它绝对不适合一个12岁的孩子。

19岁的时候，那时我还没有攀登艾格峰北壁，劳莱斯公司送给我一块适合登山使用的表，表达对我登山成就的认可，这是我的第一只表，我为它感到非常自豪。不过，我一直没有忘记萨尔茨堡那只精美的金表。在12岁之后的十年里，我每到一个城市，都可以在那些高档的珠宝店看到那只表。22岁时，我的第一本书出版，我用稿费买下了这只手表。除了重大节日、在高级饭店作演讲，或者有重要的业务商谈，我很少戴这只表，每戴一次我心里都感到非常愉悦，没有比它更美的表。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喜欢这个买来的物品，就是觉得它很精美，常常想起跟妈妈在萨尔茨堡第一次看到它的情景。数年之前，我有过一个经历，是这个经历让我明白过来，除了这只表本身精美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让我一直为这只表感到愉悦，那就是：我很少戴这只表，我也没有很多表。也就是说，节制适度是愉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我的这个经历与米歇尔•舒马赫有关。舒马赫是最成功的赛车手，十年前我们一起在摩纳哥攀岩，他是为赛车作训练，攀岩是他达到目的的手段。攀登完毕，我们站在路边等他的司机。在摩纳哥，路上行驶的一般都是最贵的跑车，那天也一样。我们聊起汽车，他说了一句话让我感到惊奇，他说：“我对汽车已经没有兴趣。”这句话出自一个赛车手之口，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当时我有一辆红色的保时捷，车内红黑相间，我对这辆车无比喜爱。摩纳哥交通拥挤，我一般骑着一辆小摩托，这样行动更快，不需要停车位，所以很少开我的保时捷；而每次有机会开车，我走进车库，看见等待我的红色跑车，我都非常高兴。听到舒马赫的话，我没有多想，就问他有多少辆车，“大概45辆”,我没加思索就对他说：“那你多了44辆。”他十分不解地看着我。后来我觉得我这句话本能地想表达的意思是：一个人不大可能为全部45辆车感到高兴，如果只有一辆车，他会很高兴；那也就是说，另外44辆车是多余的。由于不同的原因，一个人可以跟某一物品建立一种关系，看到一种意义；若是物品太多，物品又是相似甚至相同的，他不可能与每件物品都建立关系，看到每件物品的意义。

二战之前，奥地利的一个重要文学作品是弗里德里希•托贝格的《悦乐施婶婶》,其中的悦乐施婶婶是维也纳社会知名的一位犹太女士，她总是大宴宾客，为他们做出奥地利的代表菜——"菜面”,没有人比她做得更好。在她年高生病、即将离世之时，她的后辈问她一直严格保密的菜谱，她的回答是：“我煮得很少。”她做的“菜面”,从来没有让客人吃够。

我举上面三个例子想要说明的是：人不能占有太多，节制至适度、减少至精简是愉悦的基本条件。此外，我觉得占有并不是愉悦的必然前提，而做事和事情本身的意义才是愉悦的条件。舒马赫在七次获得世界冠军之后退役，但三年后重返赛场，因为赛车是他生命的意义，这无法用他积累的财富取代。yulujidi.com

“少中见多”,这不是那些穿着袈裟踱步、回避世事的僧人们的说法，这是我们愉悦和幸福的重要基本条件。“过多”会压抑人的内心，压制人的发展。这一点我在攀壁登山的时候有更多的体会。如果我背的东西太多，我就觉得自己很笨重，行走不便，行动缓慢，这种重，一方面是物理意义上的重量，它给我的肌肉增加负担，加大肌肉工作的难度；另一方面，是心理意义上的沉重，"过多”和不必要的装备让我心理负担加重，给我更大的阻力。

在前面"风险和安全"一节里我已经提到，安全不是来自于外在的诸如铁钩绳索之类的安全工具，而是首先来自我们自身。如果我攀爬得很有把握，不犯错误，我就不需要很“重”的、给我增加负担的安全工具，所以，我必须进入内心安稳的状态。这意味着，我必须摆脱担心，不去想象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我必须高度集中地关注眼前最必要的东西，过多外在的东西只能给这个内在的工作增加负担。

最大限度精简装备，这是单人攀登最纯粹的原则，我不使用“外在”的东西，只有我的“内在”引导我攀上山壁。当然，我也并不是每次攀登都不使用绳索和铁钩，在两人配合带绳攀登的时候，我可以获得相对的安全，可以没有风险地探索自己的极限，有时超出这个极限也不至于受伤。即使与他人配合带绳索攀登，在选择装备的时候，我也永远问自己：“我真正需要什么?”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人(包括我)一般都本能地认为，外在的安全保护措施永远不够，他知道，一切困难都有可能发生，例如天气变化、岩石砸下、绳索断裂、雪崩、受伤等等，他以为必须用很多装备来对付这些困难。有些东西是必要的，我们需要它们，保证我们安全前行，在发生意外的时候能够保住我们的生命。但是，多次的登山经验告诉我，如果携带过多的装备，单单是它们的存在就会把我的视线从当下转移开去，为担心和忧虑留下空间，所以携带过多的装备不仅不能减少我的担心，反而会增加我的忧虑。我在这里说的登山的安全装备是绳索和铁钩等，在山下我们的生活中，这些安全措施就是钱和其他东西，我们觉得钱永远不够，因为钱似乎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安全”。

如果我不知道该带多还是带少，那么我总是决定少带，宁可过少，不愿过多，特别是登山的时候。在朋友圈子里，我是以过少携带干粮、衣物和安全工具知名的。我知道，在困境中我发挥得最好。与其他几个为数不多的在喜马拉雅山、安第斯山和阿拉斯加山脉完成了单人攀登的登山家不同，我单人攀登的时候从来不带厨师、挑夫和摄影师。我确实不需要他们，他们会分散我的精力，妨碍我与自己融为一体、与自然融为一体。我每一次完成单人攀登，都把一切减少到只剩下我自己、只有我一个人，这种困境是发挥我潜能的前提，是实现我意念的前提。

与“过多”相反，一定程度的困境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因为困境让人在“现在”产生紧迫感，困境中的压力可以帮助人发展他的能力。制造某种“人为困境”,这个原则我也运用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演讲之前，我从不吃得很饱，吃得太饱让人无法思考，也无法说出让人信服的东西。写书之时，我必须离开家人来到摩纳哥，一人独居，不受干扰，数周数月独自思考。平时生活中，我也确实只有在真正感到饿的时候才吃饭，有时与家庭生活不太协调。维克多•弗兰克在给我的《征服无形》一书的前言里这样描写：“没有逼迫，没有外在必要，他(布本多尔夫)人为地为自己构造了一个世俗的禁欲之岛。"构造这种“禁欲之岛”,在今天物质过剩的时代不是容易之事。它要求我们的思想达到这种认识，要求我们自律，因为消费社会无时无处不在引诱我们。我认为这种“禁欲之岛”是我们幸福的前提，因为从人类发展演变的角度来看，我们人本质上生来就是准备对付困境的。在数百万年的进化发展中，险恶困难的环境给我们内在只提供了有限的幸福的可能。我们一般是早上饥肠辘辘起床，白天如果能够为自己和家庭打到猎物或搜寻到一些可吃之物，晚上我们就心满意足、幸福愉悦。我想象，在不断的求生压力下，在持续的困境中，人必须不断超越自我向前发展，如果人付出艰辛、克服危险，用原始简单的武器杀死了野兽，那么他一定感到极为深层的满足。

这让我想到“节制适度”,想到“不要过多”,这是我们幸福和安全的前提。此外，如果我们真正要对自己满意，克服战胜阻力和风险是非常必要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天资和本能。如果我们的行为不符合上面提到的人类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则，如果我们以为可以在享乐之中、在毫不费力也毫无危险的消费之中找到幸福，如果我们试图以购买和消费昂贵的物品来显示自己的价值，那么我们就不会觉得幸福，就会觉得空虚失落。

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是生活在现代文明之中的人，我们的智力和今天的技术已经帮助我们脱离了祖先的困境，脱离了危险、劳累，我们不再缺衣少食，已经向前发展了很多。这个观点不堪一击，只要比较时间的长短我们就知道，在数百万年的历史中，人类发展了自己的基因体质，与此相比，近百年来在人类文明的某些地区(不是全部地区)取得的相对富裕生活算得了什么?而就是在这一百年，战争不断，造成了极大的灾难。今天我们乘坐飞机，生活在空调房里，在超市购买食物，尽管如此，我们人的本质依然是应对困境的猎人和采集者。

这里，观察一下登山的历史也非常有意思。登山的历史，特别是登山最早的历史，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是山里的居住者书写的。山里的居住者生活艰辛、劳作辛苦，面临有形和无形的各种危险，他们已经具备了获得满足的所有前提。他们没有必要再去面对更多的额外危险、劳累和风险，这个对他们来说一定毫无意义。

所以，最先开始登山的是城市的居住者。在18～19世纪的时候，城里人出发来到山间野谷，他们一定是缺少危险、劳累和风险，因此而感觉到空虚，他们要在山里寻找幸福。与山里人不同，登山对他们是必要的，德语"必要"一词的字面意义就是"困境使人灵活”,虽然城里人在城里没有外在的困境，他们有足够的食物，身体也没有受到威胁，但是他们处于内心的困境之中，他们的灵魂中缺少最为重要和关键的东西，他们希望通过冒险来填补这个空白。至少，我是这样理解他们冒险攀登阿尔卑斯那些最高的、从未有人攀登过的山峰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