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者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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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来牛津,依旧住在20年前住过的CommonwealthHouse。见到从前的管理员老莫,他与牛津城一样还是老样子。弹指挥间,我和我的祖国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也不再为了节省房租而住到那间阴冷潮湿、没有窗子的地下室里,而是要了一间朝阳的房间。不过住上三楼的我还是有些遗憾,因为我的窗子正对着建于12世纪的St.Aldates教堂的屋顶,斑驳的灰砖承载和叙说着沉重的历史,也点点滴滴地布满鸟粪。我望着窗外想象着:如果住在四楼,我的窗前就不会是这堵墙,而是满目的蓝天。然而转念一想,这或许是上天的一种巧妙安排,因为如今无论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女性主义者和从事女性主义研究的人们或许都能看到、意识到面前有这样一堵古老而沉重的父权制历史之墙,并同我一样渴望着蓝天……其实众所周知,由于这堵父权制的历史之墙,即便在妇女运动已经有了一百多年历史的今天,许多人对女性主义者也仍持有不同的偏见,这正如美国女性主义哲学家艾莉森·贾格尔所描述的那样,即使在女性主义的发源地,人们也通常把女性主义者看成是已经失去女人味,或者试图获得性别霸权的人。我的一个瑞典朋友告诉我,她年轻时是一个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参加过许多示威活动,但如今不仅与其共事多年的同事,甚至连她的丈夫都不知道她的这段经历,因为她说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件事,便会以一种异样的眼光看待她。我的一位同仁是国内著名学者,有一次他问我说:“你是研究女性主义的,但不是女性主义者吧?”我回答说:“我是我自己定义的女性主义者,不是别人定义的女性主义者。”他的眼里充满惋惜:“女性主义者?那多可怕呀!"他的态度不能不说是诚恳的,因为直率讲出了自己对女性主义者的真实看法。这也让我更清醒地意识到:即便在思想开放、百家争鸣的中国学界,也3I很少有人真正愿意去理解女性主义者的诉求,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愿意把自己变成“可怕”的人,而那些没有公开讲出来的、隐藏在人们心灵深处的“女性主义者肖像”则更耐人琢磨和寻味。尽管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把男女平等写入宪法和当成国策,那堵承载着岁月风尘的父权制之墙还耸立在那里——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人们的意识和潜意识中。
因而,面对各种误解、不解和异样的目光,女性主义者更需要有自己的美德,这些美德是她们力量的源泉和行动的指南。依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解,美德实际上是一种实践智慧,体现出来自行为者内在力量的卓越品质,例如诚实、勇敢、友谊、公平、仁慈、关怀和良知等等。当代美德伦理学家麦金太尔也强调,在整个人类伦理思想史上,大体上有三种美德概念:一是那种使人能担负起自身社会角色的品德;二是那种使人能接近实现人之特有目的的品质;三是那种获得尘世和天堂成功的功用性品质。他说自己的美德理论属于第二种,因为他把美德看成为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所必需的品质,它既有利于整体生活,也与历史和文化的传承相联系。毫无疑问,无论人们对美德做何种理解,美德最终都需要由特定社会的道德承担者来肩负和实践,而无论在历史上还是今天,女性主义者都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并实践着为争取性别平等和社会公正,以及为追求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而奋斗的美德。
在我之见,女性主义者应当具备五种基本美德:其一是勇敢。女性主义者要有一种为了真理和信仰而献身的精神,意识到今天的女性所获得的一切都是通过无数女性主义运动先驱者的艰苦奋斗,甚至牺牲换来的。早在古希腊,女数学家、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学派领袖希帕提亚(Hypatia)便为了哲学、科学和信仰而献身,她自然地也成为一代又一代女性主义者学习的榜样。女性主义者的勇敢还表现在具有忍辱负重,不畏人言,敢于抗争和挑战,并在困境中发展成长的勇气。长期以来,父权制压迫业已形成一种隐性的内在逻辑:把某些为父权制所期待的“女性气质”作为固有标准强加到所有女性身上,并让人相信这些都是女性与生俱来的、纯天然的气质,而那些不愿意就范的女性便被贴上“非女人"或者"失去女人味”的标签。许多女性主义者都是在背负着种种标签抗争着。或许,人们更多地看到她们勇于抗争的“可怕”一面,却忽略了她们的观念和行为实际上来源于博大的爱心,来源于以最温柔的关怀去温暖整个世界的期待和抱负。其二是批判精神。女性主义理论是一种批判理论,它总是立足于现实,通过批判和行动去追求理想。20世纪后半叶以来,女性主义思潮已同后现代思潮一道重新塑造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并作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在人文社会科学,甚至科学技术的不同学科中发动一场思想革命,审视和涤荡着数千年以来父权制的历史尘埃。在这场思想革命中,性、性别和性别身份的范畴,主体与话语、主体与社会、文化与历史,以及主体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获得了“不同声音”的解说,人类社会也正在通过这些解说追逐着自我拯救的曙光。其三是公正。女性主义者应有一种敏锐眼光,能够从审视身边的“不公平”和“不公正”开始追求性别平等、性别公正,乃至社会公正的目标。显然,在当代社会背景下,女性主义者应当为“承认"而斗争,因为“承认”是女性获得主体地位和自身权益的前提。在黑格尔那里,“承认”意指主体之间的一种理想关系,每一主体都应当把另一个主体看成与自己既是平等的,又是分离的存在,而且只有当一个主体得到另一个主体的承认时,这一主体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因而,女性也只有在具备与男性平等的主体地位条件下才能真正享有实际的,而不是形式上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其四是关怀。关怀是女性和女性主义者的一种由来已久的美德,20世纪的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家对于这一美德又有了新的诠释。在卡罗尔·吉利根和内尔·诺丁斯等人看来,道德话语反映出一种关系,它不仅是一种语言,也是一种关系行为。人与人的关系交流是以不同而多样的话语和文化为中介的,而女性和女性主义者的道德话语事实上是一种关怀的话语,它们总是围绕着联系、关系、责任、关怀和不伤害,以及具体的道德情境展开。这种关怀不仅需要以道德感和同情心作为支撑,还需要有一种把自我完全地同他人融为一体,化他为我的精神。同时,女性主义者不仅应当关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怀,也应强调对自然环境以及动植物的关怀,因为这些存在物同女性一样,在历史上一直被排斥在道德关怀的范围之外。其五是实践能力。从实践层面来讲,女性主义是一场争取妇女解放的社会运动,它以消除性别歧视,结束对女性的压迫,以及各种压迫为政治目标。如果女性主义者真诚地投身到这一社会运动中来,便需要以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来促进社会政治、经济、道德生活的变革,因为女性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理想,更是一种社会和文化变革的政治实践。
周末,我心有不甘地上到四楼——这已是这栋楼的顶层。然而,我却出乎意料地发现:St.Aldates教堂屋顶的那堵墙依旧耸立在窗外,只是已经露出大半边蓝天。连日来我一直都在思索一个问题:如果我把这堵墙比喻成人类思维中的父权制历史之墙,我们应当如何推倒或对待它呢?眼下,我似乎有了答案:无论是这堵教堂屋顶之墙,还是人类思维中的父权制历史之墙,都是不能推倒重建的,因为它已亘古不变地耸立在那里——在我们到来之前,在我们走了之后,或许还会很久很久……但是,人类却能够以一种反向思维的方式超越和跨过这一障碍。只要我们的思维和文明能够超越现有的建筑攀登得更高,便一定可以看到整个蓝天,而这堵封闭人类思维进步的父权制历史之墙,则无法阻挡人类不断攀登的脚步,它最后也不得已地会在经久的岁月和风雨蚕食中变成一片废墟。 因而,如果说“可怕”的女性主义者与他人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便是她们更渴望越过这堵墙,并已经开始眺望和追逐那无边无际的蓝天,只要她们担负起并实践着自身的美德,便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她们的视野和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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