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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佛学家。是晚清戊戌变法的主要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自释为:“庄生曰:‘我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欤。'以名吾室。”笔名颇多,有少年中国之少年、中国之新民、沧江、哀时客等。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人,先祖于明末由南雄徙居于此。地处西江入南海之口,距南宋帝赵長自沉殉国的崖山仅七里。祖父梁维清,曾捐为附贡生,太平天国时期在乡中组织“保良会”以对抗太平军。父亲梁宝瑛,主持乡政,于地方颇有势力。母亲赵氏,出身书香门第,能文能诗,实为先生启蒙之师。
据伍庄先生之《梁任公先生行状》一文载,先生性聪颖,四岁就王父膝下授以四子书、《诗经》。六岁,就莲涧公读,五经卒业,受中国略史。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嗜读《史记》、《汉书》,《史记》文能成诵者八九;又尽读姚氏《古文辞类纂》,嗜古文词。十三岁后,治段、
王训诂之学,渐有弃帖括之志。十五岁,肄业于省会之学海堂,堂为嘉庆间前总督阮元所立,以训诂词章课粤士者也。十七岁,己丑,举于乡,主试为李尚书端荣。十八岁,计偕入京师,莲涧公挈之行,李尚书以女弟许之焉。是年下第归,与学海堂高才生陈通甫始从南海先生问学。先生尝自述其初谒南海先生之情状,谓:“启超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踹诘驳,悉举而摧陷廓清之。
自辰人见,至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请业于南海先生。启超生平知有学,自兹始。”(《三十自述》)自1894年,梁启超入京师,恰值甲午中日海战,中国战败,康有为痛感国势之弱,酝酿变法。翌年,乙未和议将成,先生入京会试,配合康有为,联合各省举人一千二百余人于松筠庵,发起了震惊全国、京城大骇、旧臣怒目、旷古未有的“公车上书”活动。 南海先生向光绪皇帝上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随后,南海先生于北京组织成立强学会,梁启超被推举为书记员。同时主办《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介绍西学,抨击时弊,鼓吹变法。未几,强学会遭封禁,《中外纪闻》被停刊。 1896年3月梁启超出京,4月至上海,与汪康年、黄遵宪创办《时务报》并担任主笔。先生之报馆生涯自此始。以“变法图存"为宗旨,极力宣传维新变法。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代表自己变法主张的洋洋洒洒数万言的《变法通议》,在国民中引起极大反响。他充满激情地呼唤着:“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而在《古议院考》、《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戒缠足会叙》、《说群序》等一系列文章中,先生力主变法,主张废科举,开学校,变官制,去除女子缠足,提倡男女平等,享受同等教育。倡导“以群为体,以变为用”的治国之道。他的激进引起了以两江总督张之洞为代表的守旧派的不满和干涉,先生被迫离开《时务报》,到澳门去创办《知新报》。 1897年冬,应湖南巡抚陈宝箴和督学江标之聘,入长沙,担任时务学堂的中文总教习。与当时主张变法的名士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黄遵宪等创办南学会,亲拟“学约”,筹办新政,尽收湘中豪杰,蔡锷将军即是当时时务学堂的学生。先生之讲学,言必谈民主之治、大同之义,湖南的维新变法运动民气攀升、生机勃勃,湖南的旧绅老吏王先谦、叶德辉致函巡抚陈宝箴,猛烈攻击梁启超,谓“康、梁主张民权,无父无君”。 先1898年,即夏历戊戌年,3月,梁启超再次入京,积极参与“百日维新”活动,和康有为一起发动和组织保国会。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采纳了康梁之建议,发布"定国是诏",开始变法,实行新政。6月16日,光绪皇帝召见了康有为后,又召见梁启超,赐六品衔,命他负责办理大学堂和译书局。9月21日,慈禧太后突发政变,囚禁光绪皇帝,杀害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六君子,在全国疯狂通缉逮捕维新人士,国无皇帝、太后垂帘听政,废除新法,变法遂败。南海先生得英人救护逃往日本,梁启超得日本人帮助也逃到了日本。 1898年11月后,梁启超先后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宣传改良,斥后保皇,写下一系列时事评论文章,同时介绍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崭新学术,在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影响很大。这期间,他的代表文章即是十多万字的《新民说》。他说:“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在日本期间,梁启超和孙中山有过多次接触,但终因道不同而分手。而他主编的《新民丛报》和章太炎主编的《民报》却因改良和革命展开过烽火连天的论战。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民国初元,袁世凯派特使东渡请先生归国,被清政府通缉了十多年流亡海外的梁启超,终于在1912年10月回到了祖国。先住天津,办《庸言报》。1913年被推为进步党领袖,与国民党对峙。 袁世凯为总统,熊希龄组阁,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既而改任币制局总裁。袁世凯欲称帝,先生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以痛斥,谓主帝制者为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治国家以无穷之戚。袁氏闻之惊怵,派人送二十万金以为寿,乞隐其文,且威胁说:“君亡命况味已饱尝,何更自苦?”先生笑拒:“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顾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旋与学生蔡锷组织护国反袁斗争。 袁氏疽发于背而死张勋入京拥帝复辟,先生力怂段祺瑞举兵马厂讨伐,事成,旋任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此为1917年7月。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祺瑞被迫下台。梁启超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出游欧洲,历时一年余,写下《欧游心影录》,看到了欧洲物质的丰富和文明的毛病。归国后,专事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改用白话文写作,出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到各地进行学术演讲。除在南开、东南、北京大学等高校兼课外,主要执教于清华大学,和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共为该校国学研究院四大著名导师。离政后,撰写大量学术著作,代表作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影响着当时的学术界及后继乃至今天。梁启超著作等身,总数在一千万字以上。由林志钧先生于三十年代编为《饮冰室合集》,计一百四十八卷(不包括书信)。先生一生还热心于金石碑帖的收藏。 先生因尿血症反复多次发作,1929年1月19日,在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终年56岁。 鬼才西驾,巨星陨落,各界震惊,悼声如潮。冯玉祥挽联云:“矢志移山亦艰苦,大才如海更纵横。"蔡锷赞他“独挽神州危,正气永不死"。 王文濡誉他为“革命之元勋”,堪称“群流模范,万古江河"。唐蟒说他“开中国风气之先,文化革新论功不在孙(中山)黄(兴)后"。 对梁先生的为人与为文之评论,更如繁星闪烁。 伍庄先生评:“先生魄力不如南海先生之伟大,然三十余年来,办报、著书、讲学,风靡一时。胡适之谓三十岁以上稍能读书之人,无不受其影响。则先生文字之功,有特长焉。先生为文,善用开阖之姿势,抑扬之音调,说至透辟处,往往入木三 9分,阅者无不感动。” 息县弟子刘盼遂先生评:“盖先生从事孔、老、孟、荀、阳明、白沙之学终其身,涵养深,挟技大,愿力弘,以苍生为己任,以斯文为己任。” 王森然先生评:“先生聪明敏达,机警过人,数经患难,谋亦渐老,故所行鲜败事。生有奇才,下笔四十八分钟成《康南海传》二万余言,于日本横滨山椒之饮冰室。” 日本园田一龟先生评:“先生为广东人中一代之鬼才。其为人之行动,稍失于反覆无常,未免缺操守,失人望,惟其与青年接近,循循善诱,日事研磨,一有所问,无不详答。现时中国无论南北,能如先生之以学识文章,负当代之盛名,而以慈祥和蔼之态度,携提后进,诚恳指导者,恐再无第二人矣,先生实绝代之文宗良师也。” 郑振铎先生评:“先生文字流利畅达,声气灏大,勇于采用新体,顿使拘谨之古文界,为之放一线新的光明。其论列时事之文,尤为明白易晓,可为中国新闻文学之祖。” 胡适先生评:“我们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他在那时代(我那时读的是他在壬寅癸卯做的文字)主张最激烈,态度最鲜明,感人的力量也最深刻。他很明白的提出一个革命的口号:‘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新民说·论进步》)后来他虽然不坚持这个态度了,而许多少年人却冲上前,不肯缩回来了。” 众说纷纭,不一而足。但梁先生却是有自知之明而又可爱可敬的,他曾有诗题其女令娴《艺蘅馆日记》云:“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则失诸。百凡可效我,此二无我如。”在逝世前不久,于十六年八月有函与令娴曰:“我是学问趣味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精有成者以此。 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远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 11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个新方向,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些烂漫向荣的长处。这封信你们留着,也算我自作的小小一个像赞。” 斯人已远,名传千古而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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