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鲁克斯曼与《生产线上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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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先读了她的代表作《生产线上的妇女》,而没有见到作者的话，一定想不到英国社会学家，现为埃塞克斯大学社会学教授的米利亚姆·格鲁克斯曼(MiriamGlucksmann)是一个身材如此娇小的女性；也同样意想不到的是：作为一名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格鲁克斯曼曾为了政治信念，为了探讨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一个困惑全球女性主义运动的难题——“为什么有组织的女性主义似乎与工人阶级妇女无关，甚至没有把她们包括进来",在1977—1978年间放弃自己在高校的教职，在伦敦一家汽车配件厂当了一年的女工，完成了这本被评论家誉为“一部田野志的先驱之作"。
然而，格鲁克斯曼在聊起这些评价时，却平淡地说这些都是人们后来的理解，而自己写作的动机很简单，不是为了从事社会学研究，而是为了探讨事实和真理。看得出她是那种有坚定政治信仰并为之艰苦奋斗的人，她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社会主义能够造福人类。作为一名伦敦经济学院博士毕业的高才生，她已经在英国生活了60余年，其政治价值观却有点像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人，但似乎又与我们不同，因为那其中包含了更多的理性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亲身经历。或许人们还想不到的是：在她的办公室里，书架上有一排排列整齐的《毛主席语录》,中英文不同时代的版本，即便是中文版，目前在国内也很难见到了。谈起年轻时代，她的脸上泛起兴奋的光泽，她说自己是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的产物，而这一年代是一个全球性夺取政权的时代，无论是政治文化权力还是理论和个人权利，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她与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对世界政治变革充满热情，相信亚非拉的反殖民主义运动、美国的黑人运动，以及全球女性主义运动等政治运动已经撼动了传统社会的基石，不同经济和社会中呈现出的对抗性政治格局闪耀着世界变化的曙光，人类正通过这些革命走向更为公平、更为平等和消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时代。“我们的价值观是未来趋向的，希望从一个积极的方向改变世界。”这种政治环境也使当时许多左翼中产阶级青年人放弃了对自身阶级身份的追求，选择去从事体力劳动，与工人阶级相结合，以便为改造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格鲁克斯曼说自己的祖辈曾是来英国的德国难民，而她自己后来在英国读了大学，于1972年获得伦敦经济学院社会学博士学位。1974年，她出版了第一本专著《当代社会思想的结构主义分析》,是根据她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我随手一翻便知道这是一本厚重的理论著作，但在这本著作之后，她的研究却更为关注社会实践问题，例如她后来出版的著作有《装配线的妇女：英国内战时期的女工和“新工业"》(1990年)、《棉花与休闲：时空中的性别化劳动组织》(2000年),以及《新劳动社会学》(2005年)等。她的《生产线上的妇女》一书于2009年得以再版。此外，她还发表了大量的论文。2005年，格鲁克斯曼被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2011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授予她荣誉社会学学科博士；2012年，她又当选了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
在《生产线上的妇女》一书中，格鲁克斯曼谈到自己做女工的体验，她说自己最初的目标是开放式，如果能与工人们打成一片，就准备在那里长期呆下去。但是，让她没有料到的是体力劳动的艰辛和高强度，而且必须过那种勉强糊口的日子，这与自己原有的那种高薪水、长假期和短工时的高校教书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我思考这种差异体验是否可以解释为什么女性主义运动无法与工人阶级妇女关联起来。"我认为她的这句话意味深长，她所要强调的是：当女性主义知识分子试图代表和为工人阶级妇女要求权利时，似乎并不知道自己的言行由于缺乏相关体验而已经与后者失去关联。这同时也意味着：女性主义运动与工人阶级妇女的真正结合有赖于后者的革命意识和行为，在妇女和女性主义群体结构多元化的今天，不同群体之间可以团结合作和相互启发，但却很难相互代表和被代表，只有自己站出来争取自身权利才有可能最终获得权利，这是我们可以从格鲁克斯曼的体验中得出的结论。这一结论也让我联想到当代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家弗雷泽的那种经济、文化和政治互动的三维公正观，简言之便是三种公正诉求：社会一经济再分配诉求、法律或文化承认诉求、政治代表权诉求。如果我们自身不作为主体提出权利诉求，便有可能出现“分配不公"、“错误承认”和“错误代表权"的问题，因而弗雷泽认为最重要的是获得平等的政治参与权。
格鲁克斯曼说自己去工厂的另一个目的是研究阶级分析，认为如今工人阶级已与一个世纪之前大不相同，大量的劳动者以自己的劳动换来工资收入，技术和新的生产方式要求工人有不同的技能和教育，形成一整套科技和文职人员的白领管理体系。国家成为最大的雇主，从前需要在家庭完成的清洁和餐饮工作已经市场化了，并由此拓宽了妇女就业的空间。这些变化把劳动力市场区分出不同的种类和水平，工作条件和工资收入也相应地具有很大的差异。格鲁克斯曼要探讨的问题是：不同群体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差异?是什么力量把他们区分开来，又是什么力量鼓励他们成为盟友?我们如何权衡他们之间的共同特性?不同群体的特点对其政治意识有什么影响?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强调，如今科学家和上夜班的清洁工都是赚工资的劳动者，同样都是社会的分母，但格鲁克斯曼却认为，我们必须研究这种赚工资劳动概念被扩大的政治含义。"尽管赚工资的劳动者都属于工人阶级，但他们却与生产有着不同的关系。”在她看来，这些不仅是社会学问题，更是紧迫的政治问题。 我回国后，格鲁克斯曼教授又寄来一篇即将发表的论文，题目是《建构一种照顾与权利的经济社会学》。文章强调照顾已经成为一个公众性政治议题，不仅在西方福利国家，而且在全球范围内都出现了照顾“赤字”。或许人们可以通过一个最简单的方式理解这一危机，即把它看成是对那些生活无法自理者早期照顾方式中断的结果。当今社会的多重变化已经影响到人们习以为常的照顾方式，或者说这些方式业已与传统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基础脱离开来。福利国家从男人养家糊口到夫妻赚钱养家的变化更加突出了个体的价值和尊严，而且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已经对传统的家庭的照顾责任产生重大影响。因而，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在这种背景下提供照顾的问题。从这一研究中也可以看出，格鲁克斯曼的思路始终没有脱离社会现实生活。 毫无疑问，格鲁克斯曼十分向往中国，因为这里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做了主人。我对她说:"去中国看看吧,我回去帮你找个机会到中国讲学。"她的脸上又泛出谈起自己青春岁月时的红光,如同一个天真的小女孩般的渴望和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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