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简介

罗素简介

罗素认为，哲学家"是他们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的产物。 他们(如果幸运的话)也可能是塑造后来时代的政治制度信仰的原

因"。①无疑，伯特兰 ·罗素正是这样的哲学界泰斗。

伯特兰 ·罗素 (Bertrand Russell,1872—1970) 是20世纪罕见的 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散文作家和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不仅 把哲学中的一些专门问题的研究与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兴趣结合 起来，而且还积极参与现实，走出书斋，热心社会政治活动，关注世 界时局的变化，体恤人类的命运。正如他晚年在《自传》中所说："简 单而又无比强烈的三种激情主宰了我的一生：爱的渴望、知识的追求 以及对人类苦难的极度同情。”②罗素之所以在晚年能享有世界范围的 名望，这主要是通过他的政治活动及作为一个道德的和社会的宣传家

而取得的，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应该说是由于他的哲学著作赢得的。

1872年5月18日，罗素出生在英国一个贵胄显宦之家。他祖父罗 素伯爵是著名的自由党政治家，1832年他曾提出第一个"议会选举法

修正案",因此而彪炳史册，并于1846— 1852年和1865— 1866年两度

①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9页。

② 转引自江燕译：《真与爱——罗素散文集序》,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页。

在维多利亚女王手下担任首相。

家庭的显赫，并没有给罗素带来多大快乐，不幸的打击接踵而至， 给他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当他2岁时，母亲和姐姐因患白喉 去世。他的父亲没有能从这个打击中恢复过来，不到两年时间便溘然 长逝。这样，罗素只好与比他大7岁的哥哥弗兰克一起来到祖父母的府 第彭布罗克官邸，同他们生活在一起。只过了3年，他祖父又以86岁 高龄辞世。弗兰克成为第二代罗素伯爵。此时罗素刚刚6岁。对罗素的 抚育完全由他的祖母承担。她是第二代闵托伯爵的女儿，比老罗素伯 爵小23岁， 一直活到1898年。这对罗素的童年和少年具有决定性的影 响。她具有强烈的道德信念和宗教信仰，在政治上比丈夫更为激进， 被人们说成是“有毒的颠茄”。尽管罗素对她的许多原则颇有微辞，但 他却接受了她的激进主义，并继承了她的道德热情。她赠给罗素《圣 经》扉页上的经文—— “不要追随众人去作恶”,罗素以此作为人生箴

言而谨守终生。

罗素虽然生长于豪门权贵之家，但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却过着清

教徒式的生活，孤独、沉闷。他在回忆这段生活时，深有感触地写道：

家庭里有一种清教徒式的虔诚和苦行的气氛。每天早上八点 全家祈祷。尽管有八个用人，食物却总如斯巴达那样简朴，并且 就是这些食物，如果还算可以的话，也被认为对孩子来说是太好 了。例如，如果有苹果馅饼和大米布丁，那么我只能吃大米布丁。 一年到头都坚持洗冷水澡，而且我必须每天早晨从七点半到八点 练习钢琴，而这时还没有生火。我祖母只有在傍晚才允许自己坐 扶手椅。烟酒是不受欢迎的，虽然严格的习俗使他们也要向客人 敬酒。只有美德受到称赞，为了美德可以牺牲健康、幸福和一切

世俗的利益。①

① 罗素：《记忆中的人物》第9页。转引自 M ·K · 穆尼茨《当代分析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6年版，第140页。

这种清教徒式的虔诚和苦行的气氛使他日益反感，从而塑造了罗 素的叛逆精神和怀疑性格，也为他的社会政治观、人生观、道德观及

宗教观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他自己总结道：

我首先凭理智去反叛这种气氛。我青年时孤独、多疑而又自 负。我毫无孩提时社交快乐的经历，当然现在就不会惦念这种经 历。我喜欢数学，数学是可以怀疑的，因为它没有伦理内容。我 也开始与家庭里的神学观发生了分歧。随着我年岁的增加，我越 来越对哲学发生了兴趣，而对此家人是极不赞同的。每当谈到哲 学时，他们总是有规则地、无一例外地重复：“什么是精神?决不 是物质。什么是物质?决不是精神。”重复了大约五六十次以后，

这句话就再也不能使我感到好笑了。①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890年10月，罗素进入剑桥大学，时年 18岁。 一进入剑桥大学，罗素就告别了沉闷、闭塞、孤独的青少年生 活，投身到剑桥大学的自由环境中，开始“按‘自然’生活”。从此， “我的任何事情都一帆风顺”。他考取怀特海的数学研究班。后来与怀 特海合作著三卷本巨著《数学原理》,成为现代逻辑的经典著作，这是"

他一生中理智的最高成就。第四年，他转入哲学研究。

罗素在剑桥大学醉心于数学和哲学研究的同时，还积极参与现实， 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广交朋友。他被选为一个不公开的改革者社团成 员，结交了J ·M ·E · 麦克塔格特和G ·E · 摩尔及著名经济学家凯恩 斯。这些人对他的哲学观点有极大的影响。他早先曾赞同 H · 西奈匹 克和J ·S · 穆尔的经验主义，而麦克塔格特的“黑格尔主义”为他提

供了一个最有迷惑力的替换物。

1894年，他从剑桥大学先后通过数学学位和伦理学学位的毕业考

① 罗素：《记忆中的人物》第9页。转引自 M ·K · 1986年版，第140页。

穆尼茨《当代分析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试；随后，继续为争取作研究员而学习，并于次年获得剑桥大学三一 学院研究员职位。他担任研究员直到1901年，在此期间他和妻子在柏 林研究政治学和经济学，而不是在学校教书。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他正在公园散步，旖旎的春光激发了他的创作冲动和灵感，他产生了 写两套书的计划， 一套书是“论科学的哲学”,另一套书则“讨论社会 问题与政治问题"。他一生中所著的71本著作和小册子，就是他这一计

划的付诸实施。

有人说，罗素是一位没有一个哲学体系的哲学家，是一位属于各 派哲学的哲学家。也有人说："当今的哲学几乎没有具有重要性的东西 不是从他来的。罗素以后的人都是和罗素的哲学有渊源的人。”但罗素 的逻辑原子主义哲学，实际上是他的哲学的真髓。正如他自己所回忆 的："在我的哲学研究中，有一个重要的分界：1899年到1900年我接 受了逻辑原子主义哲学，采用了数理逻辑中的皮亚诺技术。这场革命 太大了，简直使我从前所做的研究，除了那些纯数学的以外，对于我 后来所做的一切，全不相干。这两年间的变化是一场革命，以后的一

切变化则不过是进化而已。”①

1895年，罗素在摩尔的帮助和影响下，逐步背弃绝对唯心主义， 转向实在论的立场。他认为，未受哲学和神学影响的常识所假定为真 的一切都是真的。他回忆道：他“带着一种逃脱牢笼的感觉，我们允 许自己去想，草是青的，太阳和星星也是存在的，即使没有人意识到 它们； 一种多元的永恒的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是存在的。这个曾经是干

瘪的逻辑的世界一下子变得丰富、多样、牢固了”。②

1901年5月，罗素发现了著名的罗素悖论。

① 罗素：《我的思想的发展》。载希尔普编《B · 罗素的哲学》,第12— 13页。

② 罗素：《我的思想的发展》。载希尔普编《B · 罗素的哲学》,第11— 12页

罗素哲学尽管多变，但其中还是存在着多少稳定的要素。主要有：

(1)存在着一个不依赖于人类思想的实在世界。

(2)通过哲学分析，我们至少在原则上能够发现，世界怎么可以

通过最少的、不可再约化的成分来描述。

(3)这种描述可以采用原子命题或其否定的形式。每一个原子命

题表示某些个别对象的特殊原子关系。

(4)我们可以通过逻辑构造造成复杂命题和复杂对象。

(5)不同命题形式同各种事实相对应。从语言结构可以推知世界

的结构。

罗素主要哲学著作有： 《哲学问题》、《数理哲学导论》、《心的分 析》、《物的分析》、《哲学中之科学方法》、《科学观》、《西方哲学史》、 《人类的知识——其范围与限度》、《我的哲学的发展》、《莱布尼茨哲学 的批判》、 《分析论文集》、 《怀疑论文集》、 《意义和真理的探讨》,

等等。

罗素区别于其他哲学家，卓尔不凡，其高明之处，就在于对社会 政治活动的热心、对世界时局的关注及对人类命运的体恤。他认为： “在现代世界中，我们需要的是社会幸福观而不是个人幸福观。”他对 人类倾注了满腔的爱，他的一生都在探索理性的、求真的理想社会和

人生。

罗素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赞同的，但他反对暴力革命，他主 张通过和平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说道："共产主义之意 旨自全体观之，予所赞同也；所不赞同者其手段而非其目的。若夫法 西斯主义者，予之憎恶之目的与憎恶其手段，正无轩轻也。”关于实现 之手段，他认为“至今尚无良好理由可信合法之方法将致失败，更乏 适当理由可信其他方法有较佳之成功机会。反之，每有一度诉诸非法

暴力之举，辄助成法西斯主义之滋长。不论民主政治有何弱点，唯有

凭借此政体，惟有赖平民对此政体之信仰，社会主义方可希冀奏功于大不列颠或亚美利加。任何人士苟削减民主政治之信仰者，是为有意的或无意的增加法西斯主义之可有性，而非增加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之可有性也”。“一切制度，如果要使它们不妨害个人生长，一定要尽可能建立在自愿的结合上面，而不是建立在法律的力量或掌权者的传统权威上面。”因此，罗素早在1895年就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兴趣，他在柏林系统地研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并与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频繁接触，参与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1920年，苏俄邀请英国工党代表团访苏，罗素作为正式成员参加，他遇到了列宁。罗素和平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遭到列宁的指责，列宁表示贫农迟早要吊死富农。这使罗素闻到了血腥气，对苏俄的好感一下子消失得荡然无存。

正因为罗素对人类充满着爱，因而他对违背理性的战争深恶痛绝，积极参加反战活动。他认为："只要战争还成为日常迫切的危险，国家就依然是一个莫洛克(以儿童为祭品的古腓尼基人的火神)。有时要求个人牺牲生命，而经常为着霸权跟别国作无益的斗争，以致牺牲了个人的自由发展。在内部事务上跟对外事务上一样，战争是自由的最坏的敌人"。“战争是感情的冲动，而不是理智的行动"。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同盟国和协约国方战犹酣时，他愤怒了，他发表演讲，谴责战争，撰写反战文章，积极参加民主管理联盟和不应征联谊会的活动。1916年他因写传单抗议处罚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被罚款100英镑，赶出三一学院。不久，他又因1918年初写的最后两篇文章而被法庭以侮辱盟国的罪名判处6个月监禁。

为了反对战争，他1916年出版了《战时的正义》、 《社会改造原理》,1917年出版了《政治理想》,1919年出版了《自由之路》,集中阐述了他的政治理想和社会观点。

罗素晚年尽管年事已高，但对政治的热情却与日俱增。他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爆发，并因而忧心如焚。他担心原子武器的使用会

毁灭整个人类文明。他认为争取和平的唯一希望就是废弃原子武器，并以此为裁军的前奏。基于此，他1959年出版《常识与核武器战争》;1961年出版《人类有前途吗?》;1955年，他动员了包括爱因斯坦和居里在内的许多著名科学家签署了一个"为争取和平而合作"的宣言。1958年他担任了“裁军运动”的主席，两年后又转而担任“非暴力反抗运动百人委员会"主席。1961年2月，他以90岁高龄主持了群众在英国白厅的静坐示威。在8月举行的另一次群众集会后，他和妻子因“煽动反抗运动”而被捕，并被判处两个月监禁。后来，他还与许多国家首脑通信，干预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干预中印边境争端，干预俄国犹太人案件、以色列阿拉伯人事件，还干预东德和希腊的政治事件。1967年，他出版了《在越南战争的罪行》,指出美国政府的行为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教育对人类的文明、对社会的发展、对人类的来来，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罗素对教育理论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贡献。他指出：“教育应该培养求真理的愿望，而不是相信某种特殊的信条就是真理。”他主张的教育方法，应“减少很快的讲授而多事于讨论，给学生以更多的机会使他们受到鼓励来发表自己的意见，更多地尝试使教育的内容能使学生感到一些兴趣"。对于教师来说，"不仅不应当要求教师发表千篇一律的意见，而且要尽可能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教师各抒己见是健全的教育所必不可少的"。他认为教育不应该是使人轻信的教育。他指出，这样的教育，"经过一个时期很快就会引导到思想的腐朽"。此外，他认为青年人的性教育在教育中起着极大的作用。他指出：“在青年人性问题上所采取的传统做法会使人变得愚蠢、虚伪和胆怯，而且还会使相当多的人患精神病或类似的疾病。性的好奇心与其他各种好奇心一样，一旦得到满足，很快就会消失。因此，防止青年人为性问题所纠缠的最好办法，就是尽量按其所求，告诉他们关于性的一切事情。”关于教育，他于1926年著了《论教育：特别是幼儿教育》一书。

但是，罗素未能为他们的孩子找到一所符合他理论的学校，于是他着手创办了一所学校，招收了20多个孩子。这个学校以进步路线为指导，而不是以放任自流为指导。但由于吸收的儿童中有问题的太多，而且未能做到自由与权威的平衡，学校未能取得预期的成功。

罗素从来不是有神论者，也根本不相信宗教，但他是一个有宗教气质的人。他渴望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主要表现在他在私人生活上的不懈追求，对政治充满激情。这种神秘的情调与强烈的刺激感同怀疑主义和分析的理智一起，交相辉映，熠熠生辉。

罗素认为："基督教信仰的中心信条，即上帝和永生，在科学上是找不到根据的。"并揭露宗教的邪恶本质：“信仰基督教的人大多是极其邪恶的。大家可以看到这种咄咄怪事，就是历史上无论什么时期，只要宗教信仰越狂热，对教条越迷信，残忍的行为越猖狂，事态就变得越糟糕。”另一方面，他也指出了产生宗教的经验价值，他认为：“除了科学方法外，我决不会承认任何获得真理的方法，但在情感王国里，我不否认那些产生宗教的经验的价值。由于同一些虚妄的信念相联系，这些经验导致了善之外，还导致了许多恶：摆脱了这种联系，那就可以指望只保留善。"因此，他最后号召人们摒弃宗教， "获得新生"。

罗素的婚姻生活是极为充实动人的，他对爱情的追求，构成了罗素人生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部分。他指出：“能使婚姻有真实价值的就是爱情，它像艺术和思想一样，是使人生保全价值的重要事项之一”,“它带来了高潮，然后带来了低潮，因为是低潮，就不能令人满意。它迟早会变成供人回忆的事物，像一个埋葬已死的欢乐的坟墓，而不是新生命的源泉。因此爱情不存在了，婚姻就应解除；有了爱情就应有新的婚姻"。"道德准则不应当是使人类本能的幸福无法实现的准则”。他认为，婚姻应“建立于自由、正义和爱的上面，而不是建立于权力、

法律和地狱之火的上面"。因此，罗素一生先后七次陷入情网，并先后同其中的五位结婚。罗素于1889年遇到阿鲁丝·伯尔萨尔·史密斯，当时罗素仅17岁，他一下子就爱上了她，并冲破家庭的阻力于1894年12月与阿鲁丝结婚。婚后一段时间，生活相当快乐。可在1902年，有一天下午他骑自行车外出，突然感到不爱阿鲁丝了。过了9年，他爱上了奥托琳·摩勒尔夫人。她是罗素为之拉选票的加辛顿自由党政客的妻子。但由于阿鲁丝威胁说要同他离婚，并传讯奥托琳夫人，并由于奥托琳夫人不愿离开她丈夫，或者不愿引起人们的诽谤，罗素未能如愿。从此，罗素离开阿鲁丝，直到1905年，他们才以朋友身份相见。而从阿鲁丝的信件看，她一生都是爱罗素的。1914年，罗素到美国波士顿做演讲，并担任哈佛大学的临时教授，在此期间，他对奥托琳·摩勒尔夫人的爱情逐渐消逝，而爱上了一位美国姑娘。那位姑娘以她将与罗素生活在一起，并且如果阿鲁丝愿意与罗素离婚时他们就结婚为条件，随他到了英国。但罗素对她的爱经不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他情绪上的冲击。1916年，罗素又遇到了康斯坦斯·马勒逊夫人，她是著名演员迈尔斯·马勒逊的妻子，她自己也是著名演员，艺名是柯列蒂·奥尼尔。他们相爱了，罗素在她的美丽、年轻和勇气，以及在她对他的爱情中找到了脱离围绕着他的那种“恨的世界”的避难所。1919年，他又开始在多拉·布莱克与柯列蒂·奥尼尔之间犹豫不决。

罗素第一次与多拉·布莱克见面是在1916年，亦即爱上柯列蒂·奥尼尔的那年，当时她是格通学校的学生。由于多拉愿意生孩子，这使她对罗素更有吸引力。他们访问了苏俄和中国后，于1921年9月回到英国，并很快结了婚。婚后他们有了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但他们于1932年分手了。1936年，罗素又与帕特丽夏结婚，她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彼德·斯宾塞，她是一度在他的学校中教过书的青年妇女。他们的儿子康拉德于次年诞生。罗素于1949年与帕特丽夏·斯宾塞离婚，并于1952年同伊迪斯·芬齐结婚。这次结婚非常愉快，当时罗素已经

是80高龄，这是他最后一次结婚，它给罗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心灵上的安宁。他们一起度过了幸福的晚年。

1970年2月2日，罗素以98岁的高龄去世。他终生都谨守了祖母的训导：“不要追随众人去作恶。”

作为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的罗素，著述丰富，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包括社会政治、宗教、性、道德等各个方面。他的文笔也十分优美，曾于195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他的许多言论也曾遭到一些人的攻击。在我们看来，罗素和任何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一样，为后人留下了值得钻研、能够引人深思的著述，尽管必然地有自己的局限，但有史以来，从不曾有过无缺陷无局限的完人。

在这里内，我不打算考察那些生活赖以建立的巨大兴趣，而想探讨那些充实空闲时间、并给人在严肃的事务之后以娱乐的次要兴趣。一般人的生活的主要内容，乃是妻儿、工作和经济状况。即使他有婚外恋，这种恋情也不会使他殚思竭虑，而一旦这种恋情对他的家庭生活造成影响，他就会为之坐立不安了。此外，我认为与工作紧密相关的兴趣并非闲情逸致。例如科学家，他必须紧紧关注着自己的研究领域的进展。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一旦遇到与之密切相关的东西，他的感情便是热烈而鲜明的，然而，如果他浏览一下非本行的科学研究，他的心情就大不相同了：不用专家的眼光，不再挑剔，没有偏见。即使他必须紧随作者的思想，他的阅读仍然是一种放松，因为这与他的职责毫不相干。即使他对这这里很有兴趣，这种兴趣还是一种闲情逸致，因为它不能被转移到与自己领域相关的书上去。我在这里中正是想探讨这类处于人们生活的主要活动之外的兴趣。

抑郁、疲劳、神经紧张的原因之一是，不能对与自己生活无关的东西产生兴趣。结果便是，清醒的头脑不停地思考着某些问题，其中也许还有着焦虑和担忧的成分。除了睡眠以外清醒的头脑永不停歇，而让下意识中的思想慢慢地孕育其智慧，结果是容易兴奋，缺乏洞察力，烦躁易怒，以及丢失平衡感。所有这些既是疲劳的原因，又是疲劳的结果。当一个人感到疲乏，他对外界的兴趣便渐渐丧失，这种表现导致原已获得的宽慰的丧失，结果他变得更加疲乏。这一恶性循环很容易使人的精神彻底崩溃。对外界的兴趣之所以轻松，是因为它们不需要有任何实际行动。作出决定和付诸实践，都是十分容易令人疲倦的，特别是仓促之间而又没有下意识帮助的时候。凡是那些在作出重大决定之前必须先"睡上一觉"的人，真是聪明之极。不过，下意识活动不仅在睡眠中发生作用，也在清醒的头脑用在别处时发生作用。那些工作一完成便能将它忘记并在第二天来临时不再想起它的人，比那种在工作前后一直为之操心劳神的人，能更出色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同时，如果一个人除了工作之外还有多种兴趣，那么要想在应该忘记工作的时候忘记它，并不是一件难事；但那些没有其他兴趣的人，则并不容易做到这一点。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兴趣绝不能再次运用那已让整天工作搞得疲惫不堪的官能，也不该需要意志和决断力参与其中，不该像赌博那样涉及经济因素，而且它们一般也不可使人过度兴奋，造成感情衰减，使意识和下意识都不得安宁。

许多娱乐活动都具备以上这些条件。看比赛、上戏院、打高尔夫球，从这一方面来看都是无可厚非的。对一个嗜书如命的人来说，读些与自己职业无关的书，不失为一件好事。不管有多少烦恼，它们都不应该占去你全部的清醒时间，而为之苦思冥索。

男人和女人在这方面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总的来说，男人比女人更容易忘记自己的工作。对于操持家务的女人，这当然是很自然的，因为她们的工作地点是不变的，而男人离开工作岗位后便可以获得一种新情绪。不过要是我没说错的话，那么在家庭以外工作的女人。

在这方面和男人的差别，几乎同在家工作的女人别无二致，她们感到很难对无实用价值的东西感兴趣，她们的目标控制着她们的思想和行动，她们难得迷恋完全不费心思的闲情逸致。我并不否认有例外，因为此处我指的是一般的。例如，在一所没有男人在场的女子学校里，女教员们的晚间话题总离不开自己的工作，而在男子学校里，情况迥然不同。这一特点表明女人比男人更真诚，但我不认为这种真诚在日后的漫长岁月里会提高工作的质量。相反，它往往会使人的视野变得狭窄，导致狂热。

除了具有重要的放松功能外，所有的非个人兴趣还具有其他多种用处。首先，它有助于人保持一定的比例感。一个人很容易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上、自己的社交圈中，或者自己的一种工作上去，以至于忘记了，在全部人类活动中这仅仅是沧海一粟，世界上有多少事情并不因我们的所作所为受到丝毫的影响。一个人为什么要记住这些?你也许会问。答案是多个的。首先，一个人应该有一幅与自己的必要活动相一致的真实的世界图景。人生在世，时日不长，在这生命的短暂年代里，一个人需要对这个奇特的星球及其在宇宙中的位置，了解一切他应该知道的东西。忽略自己求知的机会，不管这机会多么欠缺，就像是上了戏院而不听戏一样。世界充满了悲喜剧，英雄业绩层出不穷，怪事迭出，令人称奇。那些对世界赋予的壮观景象缺乏兴趣的人，无疑是放弃了人生赋予的特权和优待。因而比例感乃是十分有价值的，有时它也能起一种安慰作用。对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小小角落，对于我们生死之间的一刹那，我们都容易变得过分激动，过分紧张，过分看重。这种对我们自身重要性的过分激动和过高估价，是没有一点益处的。虽然它有时的确能使我们更加勤奋工作，但却不能使我们工作更出色。意在为善的少量工作远胜于意在为恶的大量工作，虽然狂热生活的鼓吹者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对自己的工作过分关注的人总面临着陷入狂热的危险。这时人们为了一两件要事而忘了其余的一切，并且认为在追求这一两件大事的时候，对其他事情的附带性损害是无关紧要的。对于这种狂热心理，最好的预防莫过于对人的生命及其宇宙中的地位具有广泛的概念。将这些联系起来应当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除了这种特殊的作用之外它本身就具有重大的价值。

现代高等教育的缺陷之一，是变得太侧重于某些技能的培训，而没有教会人们用客观的眼光去看待世界，以便极大地拓展人类思维和心灵的空间，举例说，你全副身心地参与到政治斗争中去，并且拼命工作以便为自己的党派赢得胜利。这当然不失为一件好事。然而在斗争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某种机会，它使你觉得运用了某些在世界上增加仇恨、暴力和猜疑的方法，就能取得胜利。比如，你发现了取得胜利的最佳途径是去欺辱他国。如果你心中的视野仅仅局限于当前利益，或者你已经接受了效率至上的学说，你就会采取这种令人起疑的手段。依赖这些手段，目前你可能取得计划中的胜利，而未来的结局很可能是一败涂地。反之，如果你头脑中装满了人类的过去，人类从野蛮状态进化出来的缓慢而片面的过程，以及与天文年龄相比之下人类的短暂的存在——如果，我想，这些思想已经变成了你的习惯性感受，那么你将认识到，你所从事的暂时的斗争，其重要性决不至于值得我们去冒如此之大的危险，以至于有可能重新退回到我们奋斗至今才得以慢慢伸出头来的黑暗中去。同时，你还能承受住眼下的失败，因为你知道失败只是暂时的，这样你就不愿使用那些卑鄙无耻的武器了。在你当下的活动之上，你应当具有某些虽然遥不可及，但却会渐渐清晰起来的目标，在这些目标中，你不是孤独的个人，而是引导人类走向文明生活的大军中的一员。如果你拥有了这种看法，那么某种伟大的幸福便会永远伴随着你，而不管你个人的命运如何。生命将变成与历代伟人共享的圣餐，而个人的死亡只不过是首小小的插曲。

如果我有权按照我的意愿去开展高等教育的话，我将废除陈旧的正统宗教——它只迎合少数最不聪明、最厌恶进步的青年的胃口——建立一种很难再被称作宗教的东西，因为它只注重已知的事实。我将尽量让青年人清楚地了解过去，清楚地认识到人类的未来很可能比她的过去更为长久，深深地意识到我们所居住的地球之渺小，意识到这星球上的生活实在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在摆明这些强调个人之渺小的事实的同时，我还将摆出另一组事实，使青年人从内心里感受到个人可以达到的那种伟大，认识到在这广袤无垠的宇宙中，我们还不曾了解另有什么同等价值的东西，很久以前，斯宾诺莎就已阐述过人类的制限和自由，但他阐述用的形式和语言使得一般人——除了哲学专业的学生以外——对他的思想难以领悟。这里，我试图论述的主题思想和他说过的，并无两样。

一个人一旦懂得了——不管多么短暂，多么简略—-使灵魂变得伟大的东西之后，如果仍然卑鄙褊狭，自私自利，仍然为渺小的不幸所困扰，仍然惧怕命运的安排，那他决不会是幸福的。凡是具备伟大灵魂的人，其心胸都是开阔的，能让宇宙间八面来风自由吹入。在人类受到的限制范围内，他将尽可能本真地认识自己。生命和世界，在意识到人类生命的短暂易逝和微不足道的同时，他意识到已知的宇宙所具有的一切价值都凝聚在个人的心中。而且他知道，心灵反映出整个世界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和世界一样伟大。一旦摆脱了任凭命运操纵的恐惧感，他就可以体验到某种深沉的快乐，在经历外部生活的一切沧桑之后，在灵魂深处，他仍然是个幸福的人。

不谈这些涉及面极广的话题，让我们回到更切近的题目上来，这个题目就是非个人兴趣的价值问题。另外一种观点也能使这些兴趣有助于增进人的幸福。哪怕是在最幸运的生活中，事情有时也会变糟。除了单身汉，很少有人不曾和自己的妻子吵过架；很少有父母不曾为自己的孩子的疾病而忧心忡忡；很少有商人不曾遇到过经济难关；也很少有专业人员不曾面对过失败。在这种时候，能把自己的兴趣转向忧虑事情以外的品质，是一种极好的品质。在这种时候，即除了忧虑之外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便去下棋，有人去读侦探小说，有人迷恋上普通天文学，还有的人去阅读关于巴比伦发掘情况的材料。这四种人的行为都是明智的。反之，那些不以消遣来分散心思，任凭焦虑紧紧攫住自己的人，其行为是不明智的，一旦需要采取行动的时刻来临，他却再也无力应付了。类似的观点也可以用于某些无法弥补的创伤，如至亲至爱者的死亡。在这种时候，使自己沉浸在悲痛之中，并无什么好处。悲痛是不可避免的，也在意料之中，但我们应尽可能地将之减轻到最小的程度。旨在从不幸中提取最后一滴悲伤的做法，只不过是一种感伤情绪。我当然并不否认一个人可能让悲伤压垮，痛不欲生，但我仍然相信每个人都应尽其所能地逃避这种厄运；应该寻求消遣，以便分散心思，而不管这种消遣如何琐碎，只要它没有害处或使人堕落就行。在我看来，所谓有害的或使人堕落的消遣是包括了酗酒或服用毒品的，它们以毁灭(至少暂时地)思想为目的。恰当的做法不是去毁灭思想，而是将它引入新的渠道，或至少是一条远离当前不幸的渠道，然而，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向来只沉溺于极少数的兴趣，而这少数的兴趣现在又充满了悲伤，那么他就很难转移其思想。厄运降临而能承受，明智的方法莫过于在快乐的时候便去培养相当广泛的兴趣，使心灵能找到一处宁静的所在，在此它能唤起别的联想和思绪，而不是那些使现在难以忍受的痛苦的联想和思绪。

一个富于活力与热情的人，一定能通过一次次新的兴趣，通过一种并不把世界看得过于狭小，以至于使人难逃厄运的世界观，战胜所有的不幸。让一次或数次的失败就击倒，这不能被认为是多愁善感而加以赞美，而应被看作缺乏活力而给予惋惜。我们全部的情感都受死神的主宰，它随时可以夺走我们所爱的人的生命。因此，我们的生活范围不应该变得如此狭窄，以至于把我们生活的全部意义和理想，听凭偶然性的摆布。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一个追求幸福的人，应该在生活赖以建立的主要兴趣之外，明智地拥有一系列附加性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