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在冲突中作出正确抉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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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曼还敏锐地发现，在人们的道德生活中有一片灰色区域，是指介于有道德行为与非人道行为之间的行为状态，在这里，不只是病理因素，而且道德准则和正常的日常生活也可以制造恐怖和悲哀。对于普通男女来说，这是一个难以坚守的区域，因为他们有可能在这里做邪恶的事情。然而，这里也是一个培育和提升人性的地带，人们的道德体验和情感经历会以永恒变化的方式不断地塑造着人的本质。作为精神科临床医生，克莱曼从临床医学实践中发现精神疾病与人们道德价值观密切相连，看到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以及巨大的历史事件不仅时常碾压、磨损着人性，也会让人性发生断裂。“所谓危机，就是我们最看重的价值和感情受到威胁或丧失。然而当人们意识到这些至关重要的事物处于严重的威胁中时，他们本身会变得更危险。他们往往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去保护和捍卫他们眼中至关重要的东西，在这种紧张的压力下，个人的本质可能会发生改变：最沉稳、最温和的人，也可能变得极端暴戾，他或她可能会参加非人道的压迫和犯罪行为。”同样，特定的地域道德、特定的社会文化也可能信奉这种逻辑，支持暴力行为，例如二战时对犹太人的大屠杀，“911事件”,以及美国以牙还牙的“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都是如此。
面对美国社会把政治、社会和文化灾难身体化和医学化的欺骗性，克莱曼提出一个贯穿他医学人类学研究始终的、引人深思的问题：当心灵的创伤和悲剧被诊断为精神疾病，用药物来治疗时，这对于我们和社会意味着什么?别让雨水滴在心上法国诗人巴什拉的《空间诗学》诗意地开启了“空间现象学"的大门，他认为当诗歌形象作为心灵、灵魂、人的存在和直接产物在意识中浮现时，我们便可把握这种现实。他也告诉我们，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均质的、空洞的空间里，相反却生活在一个充满奇想的空间中，在这里，知觉空间、梦想空间和激情空间紧握着主体的品质：那或是一个亮丽的、清新的和明晰的空间，或是一个暗灰的、粗糙的、烦扰的空间，或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巅峰空间，或是一个塌陷的泥淖空间，或是一个涌泉般流动的空间，或是一个水晶般固定和凝结的空间……福柯也说：“船是一个浮游的空间片断，是一个没有地点的地方，以其自己的存在自我封闭，同时又被赋予大海的无限性。""若文明中无船，则梦幻枯竭。"他还认为20世纪是一个空间时代，这与19世纪被时间所纠缠的特征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更迷恋历史、发展、危机和循环等主题，但在20世纪，世界却出现了"点与点"的连接和“团与团”的缠绕，而不是在传统意义上历经时间演化而形成的物质存在。
我以为，福柯的船实际上是空间的隐喻，船不仅能勾起人们对大海无限的渴望，也试图在那缥缈的无限中寻得一块私隅，让心灵安顿下来，找到巴什拉的亮丽的、清新的、明晰的水晶空间。所以，空间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时代主题，被多个学科，例如地理学、建筑学、社会学、环境学、精神分析学和诗学所关注。
在人类思想史上，空间一直被看成是僵死的、刻板的和静止的，而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和辩证的范畴。当代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一书却颠覆了这种传统认知，不仅盘活了空间，也使空间这一古老的、被动的哲学范畴充满了生机和挑战，在当代世界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列斐伏尔看到，直至20世纪70年代，空间范畴还依旧是模糊不清的，只是随着航天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开始关注空间，涌现出各种各样的空间范畴，如图像空间、雕塑空间、音乐空间等等，但他似乎对它们也不满意，认为它们仍旧没有逃脱古老的窠臼，还停滞在认识论层面，既没有真正揭示空间的内涵，也没有把空间同人性和人类社会生活实践联系起来。而他想让空间作为一个能动因素参与到历史进程和社会生产中来，把对空间的传统哲学认知转移到社会历史和权力政治领域。在他看来，“空间生产”就是空间被开发、设计、使用和改造的全过程。而空间可以分为三类：物质空间(自然，即宇宙)、精神空间(逻辑的和形式的抽象)和社会空间(社会实践和现实空间)。列斐伏尔也敏感地意识到，即便在当代社会，人们心目中的空间实际上依旧是传统哲学认识论意义上的空间，它类似于数学抽象物，意味着逻辑一致性、实践连贯性、自组织性、局部与整体关系等等，而这种空间观不仅忽视了人性和人的主体性，也带来一种错误倾向：即把空间归结为语言和话语，归结为精神领域，把居住于其中简化为一种阅读或信息状态，这样便逃避了历史和现实。通过对当代哲学的审视，列斐伏尔认为“符号学”对于这种空间观的形成难辞其咎，因而他对这一理论提出批评：“我的批评主要针对朱丽亚·克里斯蒂娃的语言欲望、雅克·德里达的语法学以及罗兰·巴特的普通符号学。这一学派名气的与日俱增与其教条主义相关。它一直在加强基础诡辩论，并据此崇拜哲学认识论的空间概念，让精神领域逐渐涵盖社会和物质领域。”他进而提出空间与语言的关系问题：“语言——逻辑的、认识论的或者通常的言说是先于、适于还是后于社会空间?语言是社会空间的前提条件，还是仅仅为它的系统说明?"列斐伏尔的回答是：空间原本便内化在语言中，“或许内在于现有语言中的‘逻辑’一开始便作为空间功能发挥作用，把我们对于事物感知的各种混乱秩序化"。而这种存在于语言中的空间无疑地呈现出人类社会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因而任何空间都具有政治功能和意识形态倾向。“事实上，已经生产出来的空间能够被解码，能够被‘阅读’,这种空间暗示一个能指的过程。即便在所有语言中都找不到内化于其中的普遍空间符号，我们也总能发现特殊空间符号的存在，它们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并根据其影响不断地发生变化。倘若如此，作为特有社会成员的利益‘主体’便会通过这种符号占有‘自己的’空间，拥有在这个空间内行为以及把握这一空间的‘主体'地位。”既然空间实践中必然包括主体间的权力关系，那么我们对于任何社会结构都有理由追问这样一些问题：谁在生产?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什么生产和为了谁生产?对于列斐伏尔来说，空间不仅被社会关系所生产，也生产社会关系，空间并非如同传统西方哲学认识论，尤其是形而上学所阐释的那样是一种客观的、纯粹物质性的容器，或者纯粹观念的产物，而是一种被生产物和文化建构物，在当代世界的政治格局中，空间已成为利益纷争的产物和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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