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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问：“清华大学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答曰：“从清华大学到北京大学的距离。”清华人可能对此不以为然，或作出完全相反的提问和回答。微信朋友说：“在毕业若干年之后，清华有一半的同学在境外嘲笑境内的另一半同学，而北大有一半的同学在批评另一半同学。”这些段子在调侃中道出两个道理：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确需要北大和清华联袂共建。我们的人才不能流失到海外，一半也不行。
春日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上午，我跨过横亘清华与北大之间的街道到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为“文化中国人才计划班”的同学讲一堂性别哲学课。这个班是闻名中外的新儒家代表杜维明先生创办的，从大学一、二年级的本科生中挑选对中国文化有兴趣、有领袖潜质的学生，师生共同研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步入当代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前沿，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文化素养、美德和领导力。据说这个班是杜先生借鉴哈佛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在中国高校进行的一种实验。
为了给这个“人才班”上课，我准备了很多内容，但它们实际上没有派上用场，因为这课堂在不知不觉中演变成了对话和讨论，不由我唱主角，这或许与我的开场白有关。来到北大，我必须先赞美北大同学的批判精神，进而解释自己对批判精神的理解：什么是批判精神?就是创新精神。没有批判就没有创新，钱学森先生提出“中国为什么没有创新性人才"的诘问，而我的回答很简单，就是在教育体制设计和实践中缺乏对于批判精神的培养。北大历来是批判家的沃土，而批评从哲学意义上说就是不同思维哲学方法论之间的碰撞。我特地援引了福柯的一段话：“如果人们进一步观察和思考，有些时候就绝对需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了解人能否采取与自己原有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方式思考，能否采取与自己原有的观察方式不同的方式感知。……今天的哲学——我是指哲学活动——如果不是思想对自己的批判工作，那又是什么呢?如果它不是致力于认识如何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思维，而是证明已经知道的东西，那么它有什么意义呢?"对此我进一步解释说，其实不论是批评还是创新都要从打破自我原有的思维定式开始，不同的哲学方法论如同你在登山时使用的不同"拐杖",女性主义哲学思维是我想给大家推荐的一根新“拐杖”,你可以在学术登攀时使用，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如果你感觉不好用也无妨，放在那里，想用就随时能用。
针对女性主义哲学家伊丽格瑞的一个理论观点——“按海德格尔的说法，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热衷的话题，而且仅有一个。对于性别差异的研究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从理智上获得拯救的关键课题",我又提出一系列问题："为什么伊丽格瑞把‘性别差异’提升到如此之高的地位?如果从哲学伦理学审视，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通过讨论‘性别差异’就可以从理智上找到拯救这个时代的途径?"同学们的反应和争论出乎我的意料，让我看到更为丰富的思想世界。一个女同学首先提到家庭教育，认为有些家庭对于子女教育过于严格，而且受到传统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不重视性和性别差异教育，导致青春期的孩子遇到类似问题便会出现人格障碍。另一个男同学认为，性别差异是世界运行的某种客观规则。比方说女足的视觉观赏性就远不及男足，而且男足也有许多女球迷，所以男女之间必须有生物差异，没什么可讨论的，当今时代我们更应当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另一个女同学则提出不同看法，强调很有必要讨论性别差异问题，因为这关系到性别的平等权利，说自己读过一篇文章，文中谈到父权制历史上存在一种"月经禁忌",把经期的女性看成是污秽的，甚至她们坐过的地方都是不洁的，而这实际是男性话语和权力的产物。"倘若男人有月经会发生什么?"他们一定会建立另一套话语体系，把月经视为力量的象征，强调“没有流过血就无权说成功"。还有同学对"女汉子"的说法提出异议，认为把女性的成功归于"汉子"气质本身便是主张男性成功论，在男性的话语中，女性成功者要么被形容成"汉子",要么被归属到第三种生物属性，因而有必要为了通过讨论性别差异来追求性别平等。还有同学郑重9I地指出："性别差异"追求的目标是人性的解放，它是高于平等的，人性不是某种刻板的印象，生理不同，分工不同，男女在不同领域的流动可以创造包容和宽松的社会环境。有位女同学又强调即便性别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也不能用一方去吞没相对弱势的一方。目前中国社会还习惯于把女性看成弱者，很少肯定女性的社会和学术成就。哈佛大学曾有校长说女性成就不大而遭到女教师的批评，被迫辞职，而在中国，人们却对这种说法习以为常。有两位同学还围绕着女性领导力问题产生争论。女同学说：“林语堂先生认为如果女人统治世界，世界会更美好。"男同学则反问道："武则天也是女性啊?母系社会的衰落也是历史和社会选择的结果。"女同学又反驳说："武则天奉行的是男性的成功逻辑，古代社会只关注女性的生殖能力，如今社会变革了，女性进入了职场，新的社会体制也需要性别观念的更新。” 对于伊丽格瑞用“性别差异”拯救世界的观点，我原本想强调的是：或许有人会以为这是出于一种女性主义的傲慢，因为人们通常不会相信一个似乎已万劫不复的时代能够通过讨论“性别差异”问题而获得拯救。然而，倘若我们认真地回顾、思考和观察，就不难发现不知何时自己已经生活在一个被女性主义改造过的、并且正在改造着的世界里，女性主义学术探讨业已在人类思维领域中掀起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性、性别和性别身份范畴，主体与话语、主体与社会、文化与历史，以及主体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得到重新的解说，人类也正在通过这些解说追逐着拯救的曙光。这就意味着：如果人类社会能够顺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前进，或者从一个结构的横断面来剖析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等弊端，便有可能以“牵一发而动千钧”之势找到解决自身问题的方法和路径，因此也有可能获得拯救。 而这一课堂讨论不仅让我意识到自己原有回答的单薄，也使我对一些问题有了新的解释，例如“女汉子”和男性之“娘”问题就完全如同同学们所说体现出性别偏见和刻板印象，因为“汉子”即便是对女性的一种赞美，也是以男性为标准的，而男性之“娘”问题显然既出于一种性别刻板印象，也表现出对女性的贬低。女性主义试图消除社会性别中的歧视成分，使之基于性别刻板印象产生的“女汉子”和男性之“娘”问题不复存在。临下课一个女同学问我：“您说性别差异研究目的在于社会变革，可我感受到的性别问题却通常都是自身的问题啊。”我赶紧借机讲了《女性的奥秘》一书作者贝蒂·弗里丹的故事，说明通常被女性归于自我的问题可能也是社会问题，因为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一个人与自我的关系实际上也是社会关系。 下课了，有个医学院的男生问我：“北大哲学系好像没有正教授是女的，老师调过来吧?”我岂敢有如此非分之想?不过还是希望自己能变成一只小鸟，在北大和清华之间自由地穿梭，时而沐浴未名湖的春光，时而染尽荷塘的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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