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儒风转换与建安文坛

在汉末王纲解纽的背景之下，儒学失去了源自政权自上而下推行的强制力，导致士林风气发生转变：从学术探研和人格修养角度，儒士们或沿守师训、躬自服膺，以之为修身立命、苟全乱世的根本；从匡补时政的角度，儒士们赋予儒学刑名之学的内涵，使之在建安奉行霸道的政治环境中重新觅取一席之地。儒学影响力的衰颓，激发了汉末文人从文学文本的角度看待儒家经典，他们多从《诗经》、《左传》、《论语》、《周易》等儒典中寻求富有生命关怀的典实及意象，以作为体现强烈生命忧患意识的文学素材，这样就使汉末至建安文坛呈现出迥异于西汉及东汉中前期的面貌。

一、汉末儒学私学化与建安儒士心态文学化

汉末儒学的教授与传播带有鲜明的民间私学化、家学化性质，与此前官方儒学占主导地位的情况已大为不同。马宗霍说：“‘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于是学乃不在朝而在野，教乃不在官而在师。”yulujidi.com

一方面，汉末一些名儒通过私学传授的方式不仅培养了一批精通经术的门生，其中也不乏以文才擅名建安文坛的人物。如《后汉书•郑玄传》载：“经传洽孰，称为纯儒，齐鲁间宗之。其门人山阳郗虑至御史大夫，东莱王基﹑清河崔琰著名于世。又乐安国渊﹑任嘏，时并童幼，玄称渊为国器，嘏有道德，其余亦多所鉴拔，皆如其言。”

另一方面，汉末政局的险恶，使得儒士们在批判社会现实的同时，更加关注个体命运和道德修养，他们目击时艰，往往不能已于言，又促使上述政治批判意识和明哲保身观念向抒情言志的文学心态转变，前者往往成为他们创作的直接动力和灵感源泉。汉末儒士兼文人于一身并不少见，如皇甫规因大力挞伐梁冀专权而多次遭到陷害，他在乡以教授《诗经》、《周易》十四年，门徒达到三百多人，一生创作赋﹑铭﹑碑﹑赞﹑祷文﹑吊﹑章表﹑教令﹑书﹑檄﹑笺记共二十七篇。张奂曾因得罪司隶校尉段颎而遭禁锢，本传载：“（张）奂闭门不出，养徒千人，著《尚书记难》三十余万言。”

二、汉末儒学家学化与建安文学家族化

汉代儒学家学化的现象并不少见，但汉末儒学世家的文学化色彩越发显著，从学术与文学两个角度都对建安时期产生影响。兹以汝南应氏、鲁国孔氏以及弘农杨氏为例。

汝南应氏先祖应奉曾编撰《汉事》，后遭党锢之祸，托病隐居，作《感骚》三十篇，多达数万字，可算作应氏家族由世宦之家向文学世家转变的枢纽。应奉之子应劭自幼博学，灵帝中平六年（189）为泰山太守，献帝兴平元年转投袁绍。在冀州期间曾与郑玄会晤，并称：“故太山太守应中远，北面称弟子何如？”

鲁国孔氏也体现出由儒入文的特征。西汉孔臧精通经学的同时还擅长辞赋写作，据《汉书•艺文志》载其有赋二十篇，《全汉赋》据《孔丛子》辑得《谏格虎赋》、《杨柳赋》、《鸮赋》、《蓼虫赋》四篇。孔臧之后，孔霸精通古文《尚书》，其后孔建、孔僖、孔长彦、孔均、孔志等世传家学。西汉末王莽掌权时期，封孔子后人孔均为褒成侯，刘秀即位后在建武十三年（37）以孔均之子孔志嗣封，其后人孔损、孔曜、孔完相继传封，至汉献帝建安十一年（206）时封国才被取消。孔融为汉末孔氏家族的重要代表，史载他为孔子的二十世孙，孔霸的七世孙。孔融的性格在与曹操周旋过程中陡然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离经叛道与名士放达之风在他身上体现的较为突出。孔融人格变异表现在以儒家伦常观念及圣哲人物为调笑对象，这其实是对当世王道废弛、纲常不举的变相谴责。孔融有《析言诗》，正是变异人格催生下的调笑之作，谢榛强调这一作品在文学史上的文体价值，其云：“孔融离合体，……魏晋以降，多务纤巧，此变之变也。”

弘农杨氏也是一个重要的儒学世家，其始祖杨喜在楚汉战争期间，曾因追杀项羽而封赤泉侯，其玄孙杨敞在昭帝时位至丞相，封安平侯；杨敞曾孙杨宝习欧阳《尚书》，在汉哀、平之际隐居不出；杨宝子杨震从太常桓郁学欧阳《尚书》，明经博览，时儒誉为“关西孔子”。杨震共有五子，其三子杨秉、少子杨奉均克传家学。杨秉子杨赐、赐子杨彪均学识鸿博，位望通显。杨彪之子杨修，为曹操丞相主簿，文才显著，著有赋、颂、碑、赞、诗、哀辞、表、记、书共十五篇，但守身不谨，卷入曹植与曹丕的王位之争中而被杀。应该说，东汉以来杨震到杨彪以通经备位公卿，是集儒家学术与显宦为一身的世家典型，到杨修这里，汉祚衰微，既有的世宦荣耀难以延续，但家学的脉络仍得以传承。杨修充分运用其在浓厚的家学环境中所造就的识略与文才，广泛与曹氏子弟交接，在建安文坛享有盛誉。

通过考察应、孔、杨三个世族，可以看到他们基本都经由地方著姓向簪缨世家再向儒学世家转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治上的恩荫世资与文学上的家学承继又呈现出相辅相成的面貌。应该说，文学才能的形成与天资禀赋、文化环境、艺术实践以及社会阅历等多方面因素有关，尽管操笔染翰之能并不是这些儒学世家最为看重的方面，甚至他们对辞赋创作还以“小文”、“小技”视之，

三、汉末儒者的情辞观与建安情理交融的文风

先秦情、辞关系相对丰富多元，然而经过汉代儒学政教观的改造，情感因素往往受制于礼法，言辞也主要被当作宣扬儒家道德观念的载体，它与情感的关系则多被淡化。这种情况在汉末有所改变，仲长统认为：“人之性，有山峙渊停者，患在不通；严刚贬绝者，患在伤士；广大阔荡者，患在无检；和顺恭慎者，患在少断；端悫清洁者，患在拘狭；辩通有辞者，患在多言；安舒沈重者，患在后时；好古守经者，患在不变。”

荀悦对情、性、辞的关系也有深入认识，他说：“凡情、意、心、志者，皆性动之别名也。‘情见乎辞’，是称情也；‘言不尽意’，是称意也；‘中心好之’，是称心也；‘以制其志’，是称志也。惟所宜各称其名而已。”

仲长统、荀悦的情辞观在徐幹这里得到较好发扬。徐幹诗歌具有浓郁的情感色彩，如《文心雕龙•哀吊》就说：“建安哀辞，惟伟长差善。《行女》一篇，时有恻怛。及潘岳继作，实钟其美。”

四、汉末儒学探研与建安五言诗的隶事之风

随着两汉儒学定于一尊，儒家经典中的辞句对当下文学创作的影响日益显著，两汉四言诗、辞赋、章表、箴铭、颂赞等各类文体中的隶事之风非常普遍。汉末五言诗日益兴起，直引或化用儒家经典的做法也得到鲜明的体现。如桓帝时人秦嘉《赠妇诗》其二“皇灵无私亲，为善荷天禄”句，显化自《尚书•周书•蔡仲之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其三“肃肃仆夫征，锵锵扬和铃”句，化自《诗经•召南•小星》“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大雅•烝民》“征夫捷捷，每怀靡及。四牡彭彭，八鸾锵锵”；同诗“诗人感木瓜，乃欲答瑶琼”句，化自《诗经•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与“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赵壹《秦客诗》“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句，化用《左传•襄公八年》子驷引逸《周诗》“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蔡琰《悲愤诗》“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句，出自《诗经•小雅•巧言》“昊天已威，予慎无罪。昊天大，予慎无辜”；孔融《临终诗》“人有两三心，安能合为一”句，化自《诗经•卫风•氓》“士也罔极，二三其德”与《小雅•白华》“之子无良，二三其德”等。

需要指出的是，汉末以至建安诗坛中的用典风气与当时文士的儒学探研活动密不可分。如王粲不仅文才出众，还精通《尚书》，《旧唐书•元行冲传》载元行冲《释疑》说：“王粲称伊、洛已东，淮、汉之北，一人（按，即郑玄）而已，莫不宗焉。咸云先儒多阙，郑氏道备。粲窃嗟怪，因求其学。得《尚书注》，退而思之，以尽其意，意皆尽矣。所疑之者，犹未喻焉。凡有两卷，列于其集。”

刘桢也兼儒者与文人于一身，《太平御览》卷三八五引《文士传》说刘桢“少以才学知名。年八九岁，能诵《论语》、《诗》。论及篇赋数万言，警悟辩捷，所问应声而答”，

徐幹亦是将儒学探研与诗歌创作结合的典范，他强调为学疏导性情的重要性，《中论•治学》就说：“学也者，所以疏神达思，怡情理性，圣人之上务也。”

《文心雕龙•体性》说：“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幹气褊，故言壮而情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