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革命：英国童话小说异军突起

自18世纪中期英国儿童文学崭露头角以来，张扬想象力和幻想精神的创作倾向经过了长期的潜伏和潜行，最终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从厚积薄发到奔流向前，冲破了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恪守理性和事实的创作倾向，为英国儿童文学迎来了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具体而言，直接推动英国童话小说兴起的有以下几个重要因素：

（一）儿童图书市场的兴起及其对童话和幻想故事的需求。在英国，议会于1709年通过了西方出版史上的第一部《版权法》（TheCopyrightActs）。这部于1710年生效的版权法虽然并不完备（各种牟利性的盗版活动仍然打着“鼓励获取知识”的旗号大行其道），但它首次明确了作者和出版者的权益，规定由书业公会负责全国的版权登记，为出版业创造了某种合理竞争的环境。早期具有较大发行量的出版形式是18世纪初出现的“随笔期刊”。从笛福创办的《评论》（1704—1713），斯梯尔与艾迪生创办的《闲谈者》（1709—1711）和《旁观者》（1711—1712），到塞缪尔·约翰逊创办的《漫谈者》（1750—1752），等等，作家独自办刊在当时成为一种通俗性大众期刊的出版形式。随着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英国图书出版业的组织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版商与书商也进一步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由于产业革命的推动，造纸和印刷技术取得了新的革新成果，印刷业的机械化生产得到普及，图书的生产成本得以降低，图书作为普通文化消费品可以被更多的中低收入家庭所接纳。而邮政与交通事业的发展，使期刊的发行范围进一步扩大。在英国，由书店发展而成的出版机构多称为出版公司，由印刷所增设编辑部门而发展成的出版机构则称为出版社（press），具有涵盖印刷所和出版社在内的多重含义。其他的印刷商（书商）则集中力量专门从事图书的印刷（销售）工作。到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后期，不仅大规模的图书市场已经形成，一大批作家可以通过写作来谋生养家，而且出版界也建立了适当的出版形式和价格制度。此外还出现了促进图书流通的经营租书业务的流通图书馆，如穆迪图书馆就得到较快发展，其经营者穆迪通过预付费等方式进行图书借阅业务，从而吸引了大量读者；他还在此基础上大批量地以低价购入图书，进而推动了图书的快速流通。当然，在当时福音教气氛浓重的背景下，穆迪的清教主义的趣味和标准有助于培植那些压抑表现情欲和激情的图书创作倾向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尔后随着欧洲经典童话的翻译引进出版，富有浪漫主义风格和幻想因素浓厚的童话故事与新童话故事也借英国图书出版市场的发展而大量出版，市场前景十分看好。

在英国，17世纪中期廉价小书的出现受到众多普通读者的欢迎，这种形式在19世纪的新形势下又重新盛行起来。精明的出版商知道儿童读者喜欢童话和幻想性的故事——尽管那时人们还没有用瑞士教育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Piaget，1896—1980）的理论对此现象加以解释。根据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发展阶段论”，6到8岁的儿童已经从“前运演阶段”（Pre-operationallevel）进入“具体运演阶段”（Concreteoperations），他们在语言运用方面已有很大发展，词语和其他象征符号已经可以表达较为抽象的概念；而经典童话的内容和形式正好呼应了这一年龄段的儿童感应世界的方式，所以对他们具有强烈的吸引力。齐普斯在《童话故事与颠覆的艺术》中引述了安德烈·法瓦特（AndreFavat）对此所作的阐释，后者根据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理论列举了经典童话（贝洛的童话、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所包含的吸引幼童的心理因素：泛灵论、自我中心论、意识与物体之间存在的魔法般的关系、报应式的正义、抵消性的惩罚、并列性的因果关系，不能将自我与外部世界区分开来，相信物体会响应他们持续的愿望呼应而发生移动，等等254。而且，19世纪以来英国小说的繁荣推动了小说出版方面出现了多样化格局；除了传统的出版形式，许多小说采用杂志、报纸连载或小分册等形式发表，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读者群，这对于出版商发行幻想性儿童图书具有启发意义。进入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稳定的儿童图书的读者市场已经形成，以中产阶级子女为主体的新读者群成为儿童图书出版商心目中的出版对象。出版商知道有众多读者希望读到童话故事和幻想文学，这成为推动英国童话与幻想小说发展的原动力之一。

（二）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对于想象和儿童的重视与崇拜培育了张扬幻想精神的文化土壤。尊重和关注儿童，将儿童视为独立的生命阶段——这是儿童文学作为独立的文学类型的前提条件。18世纪后期兴起的浪漫主义思潮在特定意义上塑造了英国儿童文学的独立品格。浪漫主义诗人们率先在诗歌的艺术世界发现和肯定了儿童的生命价值，颂扬了童年所具有的成人已缺失的纯真、快乐、丰富的想象力和感受力等理想品性，而只有这些品性才能使人类趋向完美。他们往往把对童年的回忆和讴歌上升为对自由的崇拜和对人性本真的追寻，表达了寻回失落的自我和逝去的精神家园的渴望——这正契合了传统童话固有的乌托邦精神，因此成为英国儿童幻想文学兴起的前奏。

（三）欧洲及东方经典童话的翻译引进对英国童话小说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催化和推动作用。长期以来，随着意大利和法国经典童话、《一千零一夜》、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的翻译引进，随着贝洛《鹅妈妈故事》和多尔诺瓦夫人童话故事的一再重新印刷出版，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英国，童话故事又成为人们普遍认可的儿童读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童话故事既有初次翻译引进的，也有重新印行的，既有收集整理出版的，也有作家个人原创的作品（如安徒生童话），形成了多元化的局面，对于推动英国童话小说的创作功不可没。欧洲经典童话故事在英国大受欢迎，这使有识之士认识到有必要，也有可能为儿童创作独立于传统童话的文学幻想故事。事实上，这些翻译引进的经典童话作品在英国广为流传，继而与英国本土的幻想文学传统结合起来，成为英国童话小说崛起的重要条件。

（四）英国小说艺术的日臻成熟为童话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充足的文学叙事的借鉴与支撑。众所周知，英国小说在18世纪以不同凡响的姿态登上文坛，大展身手。诸如笛福、斯威夫特、理查逊、菲尔丁、斯摩莱特、斯特恩、简·奥斯丁等作家创作的杰出小说让读者领略了精彩纷呈的小说艺术世界。19世纪以来，尤其是维多利亚时代以来，英国的小说创作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当时英国文坛上艺术成就最大的文学类型。在此期间，小说创作的繁荣不仅体现在作品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多样化，而且体现在小说种类的丰富多样方面，例如家庭小说、历史小说、侦探小说、政治小说、科幻小说、工业小说、乡村小说、神秘小说、哥特式恐怖小说等等，不一而足，而且各种文类、文体相互渗透，相互交叉。从总体上看，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创作丰富多彩，名家辈出，令人瞩目，出现了像狄更斯、萨克雷、勃朗特姐妹、乔治·爱略特、哈代、史蒂文生、王尔德、吉卜林等作家的名篇杰作（其中不少作家自己就身体力行地投入了童话小说的创作）。众所周知，传统的民间童话大多注重事件进程的描写，对于主人公的心理描写是忽略的。而现当代童话小说则比较注重人物（儿童主人公）的心理描写，这一变化是与英国同时期的小说创作倾向基本同步的。而在表现儿童人物的心理方面，现当代儿童幻想文学无疑具备了超越早期传统童话叙事的独特优势。如肯尼斯·格雷厄姆的《柳林风声》就通过卓越的动物体童话小说艺术呈现了少年儿童心向往之的理想生活状态；他们内心渴望的惊险刺激之远游、历险愿望的满足。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小说创作的繁荣客观上为童话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必要的艺术借鉴，也使那些决心为儿童创作，并且致力于创作“反潮流”的幻想性儿童文学作品的人们获得了更多的自信。这从童话小说表现形式的变化显示出来。C·N·曼洛夫在谈及这一变化时说：“19世纪30年代的儿童幻想故事是以短篇故事的形式出现的，40年代通常表现为长篇幅的故事形式，而到19世纪50年代，以《玫瑰与戒指》（1855）或者《奶奶的神奇椅子》（1856）为例，幻想故事具有中篇小说的长度；而到19世纪60年代，在金斯利的《水孩儿》（1863）中，幻想故事采用了简略的长篇小说的形式”255。事实上，19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童话小说可以采用多头并进和多枝节叙述的方式，可以按故事情节分章节叙述，而且有了章法艺术的考虑，篇幅的增加也扩大了小说的容量。

英国儿童幻想文学借助现代小说艺术的翅膀，从传统童话中脱颖而出，展翅高飞，大放异彩。在这一时期，童话小说的创作蔚然成风，出现了一大批风格各异、深受少年儿童读者喜爱的名篇名著，其数量之多、艺术成就之高，令世人瞩目。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有：F.E.佩吉特（F.E.Paget）的《卡兹科普弗斯一家的希望》（TheHopeoftheKatzekopfs，1844）；罗斯金（JohnRus-kin）的《金河王》（TheKingoftheGoldenRiver，1851）；萨克雷（W.M.Thackeray）的《玫瑰与戒指》（TheRoseandtheRing，1855）；金斯利（CharlesKingsley）的《水孩儿》（WaterBabies，1863）；刘易斯·卡罗尔（LewisCarroll）的《爱丽丝奇境漫游记》（AliceinWonderland，1865）和《爱丽丝镜中世界奇遇记》（Alice’sAdventuresintheGlass，1871）；乔治·麦克唐纳（GorgeMac-donald）的《乘着北风遨游》（AttheBackofNorthWind，1871）、《公主与妖怪》（ThePrincessandGoblin，1872）、《公主与科迪》（ThePrincessandCurdie，1883）；奥斯卡·王尔德（OscarWilde）的童话集《快乐王子及其他故事》（TheHappyPrinceandOtherTales，1888，包括《快乐王子》《夜莺和玫瑰》《自私的巨人》《忠诚的朋友》和《神奇的火箭》）和《石榴之家》（AHouseofPome-granates，1891，包括《少年国王》《小公主的生日》《渔夫和他的灵魂》和《星孩儿》）；约瑟夫·拉·吉卜林（J.RudyardKipling）的《林莽传奇》（Jun-gleBooks，1894—1895）、《原来如此的故事》（Just-soStories，1902）；贝特丽克丝·波特（BeatrixPotter）的《兔子彼得的故事》（PeterRabbit，1902）；伊迪丝·内斯比特（EdithNesbit）的《五个孩子与沙地精》（FiveChildrenandIt，1902）、《凤凰与魔毯》（PhoenixandCarpet，1904）、《护符的故事》（TheStoryoftheAmulet，1906）、《魔法城堡》（EnchantedCastle，1907）；巴里（JohnBarrie）的《小飞侠彼得潘》（PeterPan，1904）；肯尼斯·格雷厄姆（KennethGrahame）的《黄金时代》（TheGoldenAge，1895）、《梦里春秋》（DreamDays，1898）、《柳林清风》（WindintheWillows，1908），等等。

而且，金斯利的《水孩子》体现了宗教感化因素与文学想象因素的结合，表明英国儿童文学中崇尚想象力的童心主义并不排斥理性的教育主义，表明卓越的想象力完全能够与教育目的结合起来。至于卡罗尔的两部“爱丽丝”小说（1865，1872），它们汇聚了英国工业革命和儿童文学革命的锋芒，前所未有地释放出儿童幻想文学的想象力。工业革命以来，异己的力量和异化现象成为探索新的未知世界、探寻新的幻想奇境的某种启示。在爱丽丝小说中，从想象的奇异生物到想象的奇异语言，表明了进化与变异的视野为作者的想象力增添了强劲的动力。两部“爱丽丝”小说的激进的革命性和卓越的艺术性足以彻底颠覆维多利亚时代的说教文学壁垒，标志着英国儿童文学的幻想叙事话语的最终确立。英国童话小说的异军突起宣告了儿童文学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到来，也开启了从两部“爱丽丝”小说到“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幻想文学创作主潮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