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20世纪50和60年代是英国儿童文学创作领域又一个重要发展时期，也被称作继维多利亚时期之后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作家们在新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下探索了新的表现题材、叙事方式和表述话语（恰如学者型作家C.S.刘易斯所言，“童话是表达思想的最好方式”）并取得了丰硕厚重的创作成就。在这一时期发表了重要作品的代表性作家包括C.S.刘易斯（C.S.Lewis）、J.R.R.托尔金（J.R.R.Tolkien）、露西·波斯顿（LucyM.Boston）、菲利帕·皮亚斯（PhilippaPearce）、罗尔德·达尔（R.Dahl）、威廉·梅恩（WilliamMayne）、艾伦·加纳（AlanGarner）、罗丝玛丽·萨特克里弗（RosemarySutcliff）、利昂·加菲尔德（LeonGarfield）、凯瑟琳·布里格斯（katharineMBriggs）、波琳·克拉克（PaulineClarke）、基尔·P·沃尔什（JillPatonWalsh）、彼得·迪金森（PeterDickinson），海伦·克雷斯韦尔（HelenCresswell）等。其中不少作家的创作延续到70年代以后。考虑到这是一个电视节目开始侵占儿童和青少年课余时间的年代，出现这样一个纸质儿童文学创作的繁荣和儿童文学作品的广泛阅读的局面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英国民众蒙受了巨大的苦难。随着这惨绝人寰的战争的结束，民众期待着清理战争废墟，开始新的生活。激进的工党政府在1945年举行的大选中上台执政，体现了广大民众要求变革和改善生活的强烈愿望。工党政府所推行的国有化（包括英格兰银行、煤矿、电力、铁路、公路等部门行业）和福利社会的基本政策使战后的英国人享受了公费医疗保健、公费教育、国家住房和就业保障措施等福利待遇。对于教育的高度重视也是变化之一。1944年颁布实施的《教育法案》使中下层阶级家庭的子女能够获得政府的资助去求学，于是大批工人子弟得以进入英国的高等学府接受教育，其中不少人日后成为英国文坛的新秀（艾伦·加纳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当然还有那些被称为“愤怒的青年”的一代英国作家群体）。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发展势头受到社会和文学条件的影响。首先在教育领域发生很大的变化，有关方面开始关注和大力推行各级学校的教师培训工作。战后许许多多应征入伍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从军队退役，加入了各个层次的教师职业队伍，如托尔金和刘易斯等人。在学校内部，人们也开始对教学方法进行改进。逐渐地，在中级教育阶段，英语的教学开始重视儿童文学图书的阅读。而在之前，直到二战结束，人们都普遍认为儿童文学是纯娱乐性和消遣性的，与学校的教学大纲、课程安排以及与学校的图书馆等没有任何关联。战后随着社会和文化语境的改变，显著的变化出现在教育领域，尤其是教师培训部门开始重视和关注儿童文学，并将其纳入学校的课堂教学，将儿童文学佳作作为藏书收入学校的图书馆。

战后随着大规模移民的进入，英国社会更加趋于多元文化。1953年，在二战后从英国返回德国的杰娜·莱普曼女士（JellaLepman）的不懈努力下，“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nternationalBoardOnBooksforYoungPeople）在瑞士苏黎世成立。其宗旨是通过儿童图书促进世界各国的交流与了解，使各国儿童都有机会接触到高水准的儿童图书；鼓励各国高品质儿童图书的出版发行；对致力于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人们提供援助和培训。该联盟还设立了国际儿童文学的最高奖：安徒生奖。事实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的活动进一步推动了世界各地儿童图书的翻译事业，同时也促进了英国儿童文学的创作和研究。

在这一时期，儿童文学批评活动得以进一步展开。在此之前，儿童文学批评在维多利亚时代中后期确立了儿童文学的价值和文化地位。相关文学批评对儿童图书的探讨在质量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伊斯特莱克夫人（LadyEastlake）的富有真知灼见的长文“论儿童图书”刊登在《评论季刊》（QuarterlyReview，1844）；夏洛特·杨（CharlotteYounge）论述儿童图书的系列文章发表在《麦克米兰杂志》（1869）上；E.M.菲尔德夫人（Mrs.E.M.Field）出版了专著《儿童与图书》（TheChildandHisBook，1891）。儿童文学评论已经成为严肃的学术批评活动。1932年，出版家哈维·达顿（F.J.HarveyDarton）的《英国儿童图书：五个世纪的社会生活史》出版了，资料翔实，见解精辟。同一年，贝维克·塞耶斯（W.C.BerwickSayers）的《儿童图书馆手册》（ManualofChildren’sLibraries）出版。1938年，“英国图书馆协会”为儿童文学创作领域设立了“卡内基奖”（CarnegieMedal），该奖项的第一个获奖作品是阿瑟·兰塞姆（ArthurMitchellRansome）创作的《信鸽站》（PigeonPost）。英国的第一本儿童图书评论期刊《低幼图书架》（TheJuniorBookshelf）也开始发行。英国的儿童图书协会于1937年成立。1938年3月8日英国学者和作家J.R.R托尔金（JohnRonaldReuelTolkien，1892—1973）在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作了一个题为《论童话故事》（OnFairy-Stories）的讲座。讲座的内容于1947年发表在《写给查尔斯·威廉的文章》中，成为当代英国最具影响的童话和幻想文学专论。托尔金在文中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童话文学观念，包括对童话故事概念的界定，对童话故事起源的追溯，对童话文学功能的探寻。作为较早地从心理学层面探索童话文学的研究者，托尔金还探讨了童话的社会心理功能以及童话故事蕴涵的可能性和人类愿望的满足性等重要命题。1946年，罗杰·兰·格林（RogerLancelynGreen）出版了专著《儿童故事的讲述者》（TellersofTales）。1949年，杰弗瑞·特雷西（GeoffreyTrease）出版的专著《校外的故事》（TalesoutofSchool）探讨了儿童文学现象及儿童文学与成人的关系，也是战后重要的儿童文学批评成果。1952年，C.S.刘易斯发表了《为儿童写作的三种方式》一文，对幻想文学及儿童文学创作进行了思考和总结。人们也逐渐认同刘易斯所提出的，即一个只为儿童所喜欢的儿童故事不是一个好故事。对于儿童文学作家，创作儿童故事具有极大的想象空间；在为儿童写作时，享有充分的自由去发挥想象和才能，他必须认识到，一本能为儿童读者所接受和喜欢的图书也能够为成人读者提供欣赏和思考的层面。刘易斯提出的为儿童写作的动因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写作儿童故事是表达作者思想和观念的最好的艺术形式。从教育领域的变化到文学界和批评界逐渐达成新的共识，所有这一切都为二战后英国儿童文学创作走向繁荣铺垫了道路。

当然，就二战后的英国社会总体局势而言，无论是经济的复苏还是国有化的进程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阶级结构和社会结构，因此也无法根除英国国内固有的阶级矛盾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萧条。此外，就国际局势而言，二战以后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严峻的东西方两大敌对阵营的冷战格局。英国在特定意义上成为美国的跟班，卷入了两大敌对阵营之间的冷战。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下，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社会产生了新的问题和恐惧。面对可能发生的毁灭全球的核战争，面对生态破坏、人口过剩、政府和工业巨头的权力强化、严重的经济危机等新的挑战，人们的儿童教育观念及社会观念都发生了剧烈变化。幻想文学在西方社会成为具有特定功能的文学类型，正如苏珊·桑塔格在《关于灾难的想象》一文中阐述的，幻想文学成为一种使生活恢复正常的要素：“我们生活在两种同样可怕的，但又似乎是相互矛盾的命运的持续不断的威胁之中：难以排遣的平庸和不可理喻的恐惧。正是那通过大众艺术形式广泛传播的幻想故事使大多数人得以应对这两大幽灵的困扰。”270正是在动荡的50年代和60年代的时代语境之下，英国儿童幻想文学更注重应对恐惧的替换性想象叙事及其娱乐性，同时秉承着童话幻想叙事的宗旨，探索新的表达题材和表述话语，并且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成为英国儿童文学的第二个黄金时代的主潮。

这一时期的英国儿童幻想文学的代表性作品有玛丽·诺顿（MaryNorton）的《小矮人博罗尔一家》（1952）；菲莉帕·皮亚斯（PhilippaPearce）的《汤姆的午夜花园》（1958）；C.S.刘易斯（C.S.Lewis）的《纳里亚传奇》系列[《狮子·女巫和衣橱》（1950）、《凯斯宾王子》（1951）、《“黎明踏浪者”号的远航》（1952）、《银椅子》（1953）、《能言马和王子》（1954）、《魔法师的外甥》（1955）、《最后之战》（1956，获卡内基奖）]；J·R·R·托尔金（J·R·R·Tolkien）的《魔戒传奇》系列（1954—1955）；法姆（PenelopeFarmer）的《夏季飞鸟》（1962）；布里格斯（MkatharineMBriggs，1898—1980）的《霍伯德·迪克》（1955），《凯特与胡桃夹子》（1963）；琼·艾肯（JoanAiken）的《雨滴项链》（1963）；罗尔德·达尔（R.Dahl）的《小詹姆与大仙桃》（1961）、《查理和巧克力工厂》（1964）、《魔法手指》（1966）；阿伦·加纳（AlanGarner）的《布里森格曼的魔法石》（国内译为《宝石少女》（1960）、《伊莱多》（Elidor，1965）、《猫头鹰恩仇录》（1967，获卡内基奖）；露西·波斯顿（LucyM.Boston，1892—）的《绿诺威庄园》系列，如《绿诺威庄园的孩子们》（1955）、《绿诺威庄园的不速之客》（1961，获卡内基奖）；海伦·克雷斯韦尔的《做馅饼的专家》（1967）、《路标》（1968）、《巡夜者》（1969）；罗斯玛丽·哈利斯（RosemaryHarris）的《云中月》（1968）、《日中影》（1970）《闪亮的晨星》（1972）等等。《夜鹰》是罗丝玛丽·萨特克里弗的第一部优秀历史小说。威廉·梅恩的《安塔的雄鹰》（AntarofTheEagles）、《地戒》（Earthfasts）；利昂·加菲尔德的历史小说，等。

与维多利亚时代的童话小说相比，这一时期的作家们在创作的主题方面进行了新的重要拓展。作家对于时间的关注突出地体现在对“过去”时光的把握和思考方面，正如批评家汉弗莱·卡彭特所言：“在这一时期创作的绝大部分英国儿童小说都具有同样的主题：对过去的发现或重新发现。271”这一时期出现了两种重要的创作趋向：①表现时间穿梭的题材，故事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发生互动；如菲莉帕·皮亚斯的《汤姆的午夜花园》讲述汤姆在午夜时分当老爷钟敲响13点时进入了一个存在于过去的美丽花园，与一个叫作海蒂的小女孩玩耍，由此穿梭于现在与过去的时空之间。露西·波斯顿的《绿诺威庄园》系列也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作者巧妙地运用了“时间旅行”的要素来讲述故事。虽然故事的叙述时间是现在，但通过叙述者——如《绿诺威庄园的孩子们》里的男孩托利——时间回溯到了17世纪。表现此类题材的还有佩尼洛普·莱弗利的《诺汉姆花园中的房子》、佩尼洛普·法姆的《有时候是夏绿蒂》等作品；②历史奇幻小说的兴起；代表性作家包括利昂·加菲尔德和琼·艾肯等人，作者从充满想象力的视域去改写历史，重写历史。此类题材的作品还包括艾伦·加纳的《红色转移》和《猫头鹰恩仇录》、威廉·梅恩的《草绳》和《安塔和雄鹰》等。英国历史奇幻小说对于过去所进行的重新书写，或者在一个虚构的地理空间建构庞大的历史的第二世界，在本质上都是“借助想象在时间、历史和过去中进行新的叙事构建”，表达作者对人类基本问题的深切关注与思考，以及对理想社会的期望和追求。这一时期出现的托尔金现象值得关注。《魔戒传奇》于1954年问世，到1965年出平装本后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品。托尔金的《魔戒传奇》作为宏大的假想性历史幻想小说，创造了一种“替换性的宗教”，体现了作者对邪恶本性的持续关注和探索。在托尔金的幻想世界里，正直善良的主人公仍然像传统童话叙事的主人公一样，通过出自本心的细微善举而获得出乎预料的理想结果。然而正如批评家指出的，当邪恶势力被消灭以后，主人公发现他们自己最后的家园霞尔，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精神家园，正遭受着另一种邪恶力量的侵袭和蹂躏，那就是“工业化的破坏”。托尔金的幻想文学创作是继往开来的，他一方面继承了西方幻想文学传统，另一方面又对西方当代幻想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然，纵观这一时期的英国儿童文学创作，其中还是有一些不能正视或涉足的禁区。首先对于儿童和青少年的性问题仍然是一个禁忌。凡涉及少男少女的性情感问题时都是采取回避态度的，或者采取委婉暗示的方式进行处理。约瑟芬·卡姆（JosephineKamm）于1965年发表的《少女母亲》（YoungMother）对于少男少女的性意识和性情感做了一定程度上的描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在随后的年代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仿效。此外，除了历史故事和战争故事，儿童故事的创作对于死亡主题也是一个难以触及的禁忌区域。不过与战前的英国儿童文学创作相比，50年代和60年代的儿童文学创作已经没有早先的浓厚的英国帝国使命的意识影响，以及英国社会固有的社会阶层和性别角色的刻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