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重要作家-波尔·阿扎尔

20世纪是儿童文学研究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兴起并获得较大发展的时代。谈到法国对世界儿童文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法国人只要举出阿扎尔的名字，似乎就可以令他们感到安慰甚至自豪了。

波尔·阿扎尔（PaulHazard，1878—1944）是法国著名的文学史专家、比较文学学者。他出生于法国边境靠近比利时的一个小村庄，1903年毕业于高等师范学校，1910年以学位论文《意大利文学中所反映的法国革命》获得博士学位。1911年，阿扎尔担任了里昂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3年后应聘到巴黎大学执教，1925年到法兰克大学讲授近代文学。1932年至1941年间，他每隔一年便前往美国讲学半年，并在1940年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入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作为一名学者，阿扎尔涉足的学术研究范围主要是文学史和比较文学领域。他曾是法国文坛权威性刊物《比较文学杂志》的主编；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是1935年发表的一部以文学为研究文献的精辟的心理思想史《从1680年至1715年欧洲意识的危机》。在此前后，他先后出版过《司汤达传》（1927）、《18世纪欧洲的思想，从孟德斯鸠到莱辛》（1946）、与约瑟夫·贝迪埃合著的《法国文学史》等。此外，他还写了一些中短篇小说和一部感人的长篇小说《妈妈》。

作为一位著名的学者，阿扎尔以其开阔的文学视野、丰沛的艺术才情、独特的美学识见，为20世纪世界儿童文学理论宝库留下了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书·儿童·成人》（1932）。这部著作问世以来一直受到国际儿童文学界的重视，是一部被广泛引用、并被奉为经典的理论作品。而且，它与加拿大女学者利利安·史密斯的《欢欣岁月》一起，“在国际上，被誉为儿童文学理论著作的双璧，世界各国的儿童文学思想，都脉脉地穿流着他俩阐扬的观念，以及叙说的文学技巧。数十年来，世界各国尽管在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有很大的差异，但对儿童文学的看法，却大同小异，并且一致推崇这两位开创新观念，为儿童文学理论奠定了深厚根基的学者”。424

阿扎尔能够为后人，为儿童文学学术宝库留下这样一部著作，除了他过人的学识和才情之外，与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扎实的学术准备也是分不开的。在写作此书之前，他曾经访问了许多作家，并仔细调查研究了各国的儿童读物；他的足迹遍及英国、意大利、西班牙、丹麦以及南美和北美洲的一些国家。因此，从表面看来，阿扎尔的《书·儿童·成人》不过是作者在儿童文学学术领域里偶而为之的产物，但实际上，其背后依托的仍然是认真的研究功夫和深厚的学养根基。

《书·儿童·成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理论建构上的开阔感和贯通感。

作为一位比较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阿扎尔对儿童文学的思考同样显示了开阔的时空意识。从时间上说，《书·儿童·成人》的作者实际上以其深邃的历史眼光，概括并透视了欧美儿童文学发展的基本历史脉络及其进程。作者在书中分析了早期历史中成年人对儿童特点及其独特文学需求的漠视和误解，指出“大部分的成人，在长久的历史中，都无法给孩子们达成愿望。成人们写的书，总是记载着成人自己的事，而且是根据自己的属性和实际的感觉去写，也就是一些知识的、伪善的书”。造成这种历史局面的原因在于，“成人有个错误的观念，那就是要孩子们早日变成自己一样的状态，也就是早日感受、达到最高的完成的境界”。425作者以饱满的激情肯定了贝洛童话诞生的重大历史意义：“就从这个时候开始，鹅妈妈从鹅棚和柴房飞出来，昂首阔步地走在巴黎的街道上了。于是先是法国的孩子，然后全世界的孩子都紧紧抓住这本书，再也不肯轻易松手了……孩子们绝对不会忘记，被野狼吃掉的可怜的红头巾姑娘，也不会忘记拇指公子吧！在那感性敏锐的幼嫩的年纪里，震撼他的心灵，使他永远忘不了的就是这些故事”“贝洛带来了黎明般舒爽的气息，他的特质是怎么也说不完的，轻松而又幽默，快活又优雅”。作者正视并评述了贝洛之后的“童话的黯淡期”，并对《鲁滨孙漂流记》《格列佛游记》《木偶奇遇记》《爱的教育》等早期具有原典意味的儿童读物和安徒生等经典作家做了认真的评析。从空间上说，阿扎尔比较分析了北欧与南欧儿童文学的差异，阐述了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国儿童文学的不同民族特色。因此，这部著作经纬编织，点面结合，其所论所述对欧美儿童文学的历史和现实（20世纪初）都具有较大的理论覆盖力。

与此相联系的是，《书·儿童·成人》融史、论、评于一体，显示了一种学科建设上的贯通感。在这部著作中，历史描述的展开中往往借助了对那些代表性历史文本的独到评析和解读；历史文本的解析中又常常跳出具体文本而上升到对儿童文学基本观念的理论阐释；而理论阐释的逻辑性又是与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逻辑性相互关联、相互参照的。因此，阿扎尔实际上建立了一个超越儿童文学研究的史、论、评诸分支领域，具有较高度的抽象性和较广泛的涵盖力的儿童文学理论框架。因此，它对后来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全面展开的启示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阿扎尔之所以能够在现代系统的儿童文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的30年代初写出《书·儿童·成人》这部在本学科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并使自己的研究具有一种学术上的开阔感和贯通感，除了有赖于他丰厚的学识、扎实的研究和治学功夫之外，与他所常常采用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也是分不开的。在这部著作中，“影响研究”和“平行比较研究”等方法都得到了适当的采用。例如，在“民族的特色”中，作者以《木偶奇遇记》《爱的教育》为例，分析了意大利儿童文学所表现出的快活的、煽情的特征，认为法国儿童文学的特点是“论理的、机智的、社交的”，而用“宗教性、实际性和幽默”来概括英国儿童文学的特色。这些研究对于今天的儿童文学研究来说仍然是饶有趣味并富于启示性的。

《书·儿童·成人》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其轻松、机智、幽默、洒脱的理论表述方式。

阿扎尔并未沿用通常较为系统的理论著作所习惯采用的周到、严谨，以抽象论述为主的理论表述方式，而是在这部著作中采用了轻松、优美、诙谐的随笔方式，从而使这部学术性著作具有了一种清新可读的美文性质，并且争取到了更多的读者。关于这一点，《书·儿童·成人》一书的日文译者之一矢崎源九郎在“日译本后记”中有过中肯的看法。他指出，“这本书毫无道貌岸然、艰深难解的地方，谁都能够轻松愉快地阅读”；作者的“笔锋是明朗的、俏皮的、讽刺的，使人读了觉得痛快无比。他熟练于语言文字的技巧，不管怎样的话题，怎样的冒险故事，一旦由他的妙笔来介绍，只要短短的一些字数，就能使人仿佛正浸浴在那故事中一般，活生生地在脑子里浮现故事的情景，真是不可思议”。矢崎源九郎认为，阿扎尔的生花妙笔之所以具有一种神奇的魅力，是因为他“本身写这本书时，投注了自己的欢乐和爱心。他不像别的大学者那样高高在上、昂然不可侵犯，他以诗人般优雅的风度，温馨地、热情地写成了这本书”。426的确，这部著作的理论表述语言是愉快而灵动的，理论表述者的情感则是美好而投入的。例如，阿扎尔这样引出了“匹诺曹”的形象：“个子小小的，喜欢蹦蹦跳跳，有时转过来，有时转过去，急速地回转着身体，他穿着花花绿绿的纸衣裳，拖着木鞋，戴着面包屑黏成的帽子，样子又奇异又可爱，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木偶——匹诺曹”；他是这样分析匹诺曹最初的心灵特征的：“幼嫩的心灵，柔柔软软的，轮廓也还不明晰。那是一颗很年轻很年轻的灵魂。后来成为美德的行为，这时候只算是本能；后来成为罪恶的，这时候也只算是无心的过错。没有人深责，因为他是年轻的灵魂。”又如，他是这样描述儿童戏剧从无到有的历史过程的：“当我童年的时候，很想看看古典剧，经过几番强烈的要求，总算得以走进戏院大门，想起来记忆犹新。对一般人来说，除非获得大学的入学资格，要不然不管几岁，只能望戏院之门兴叹！纵然有机会进入戏院，也不能轻松地坐上红色的椅子上，只有拘束地站在角落，算是大人放你一把，让你偷偷溜进去，然后在长着白胡须的老人的监视下，默默地观赏。这样的戏院，怎会有专为孩子演出的戏剧呢！”“现在不同了，孩子们拥有相当进步的有技巧、有艺术意味的木偶戏，可以充分地满足孩子们的需求，孩子们有自己的演员、歌星、剧本、乐团、舞者和芭蕾明星。因此在孩子们当中看戏时，总觉得自己十分笨重、过分肥胖，而且憔悴衰老。”在这样的理论表达中，作者的情感是真挚而投入的，思想的展开是形象而生动的，读者的阅读感受也变得亲切而美妙起来。《书·儿童·成人》能够成为一部广泛传播并深受欢迎的理论著作，与作者独特的理论表述风格是分不开的。

当然，《书·儿童·成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儿童文学批评史上的一部名著，最根本的一点还是在于它所具有的丰富的理论灵感、闪烁的思想火花和深邃的学术见解。它所涉及并阐述的许多理论观念和见解，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许多后来者的思想源泉和理论出发点（尤其是在西方）。阿扎尔在书中所描述的超越时空和国界，超越一切精神隔阂的“儿童世界邦联”的景象，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人们对儿童世界特征的最美好而深刻的揭示之一。是的，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的确可以说，进入儿童、儿童文学、儿童文化的独特世界，就是进入了一个充满了理解、关怀和友善，充满了爱的世界。

人们应该感谢阿扎尔，因为他通过儿童文学，让我们更加清楚地感悟到了这一点。